解读“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文化书写形态。通过解读四类实验文本(对话文本、话语文本、合作文本、超现实文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两个传统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首先,作者“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其次,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实验民族志”书写——以《骡子与人》为例

"在对传统民族志进行普遍反思和再解释的浪潮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位美国学者——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民族志书写实践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使得其民族志的书写具有明显的文学化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并不为当时学界所容纳,却与七八十年代实验民族志的反思及实践不谋而合。传统民族志所追求的客观与科学已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时民族志的人文性、"写文化"等特性得到人们进一步的认识。目前学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本形式来表达对文化的理解,充分发掘和彰显了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全球化视域下的艺术界考察与实验民族志书写——2020年度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动态及热点评述

2020年度,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变得更具实验性,面对全球化世界中复杂的文化现象,民族志与当代艺术进一步融合,以一种超文本、多模态、多感官的方式展开。与此同时,随着传统艺术史叙事之外的土著群体积极投身艺术与文化领域,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域随之被拓宽,进入了更为丰富的全球艺术界场景。民族志更具实验性,艺术家与人类学家通过舞台剧、策展、行走、视频网站等手段广泛探讨社会议题;盖尔、特纳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在新的时空背景之下得以批判性发展,同时设计人类学理论也有了新的探讨;土著学者和策展人参与到了"书写土著艺术"这一竞技场中;人类学家积极参与艺术界观察,从国家政策、艺术机构、艺术家群体等角度入手,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场景中进行反思与批判。

相得益彰:实验民族志与公共政策的互补性研究

传统的政策研究以量化分析为主,而忽略了政策受众的文化与价值和对政策问题的批判性眼光。实验民族志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上与公共政策存在关联性,具体而言,其参与观察性和对公共价值的追求,能够有效弥补当今政策过程中的缺陷,推动公共政策朝着政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实验民族志也可在嵌入政策过程中完善自身,借助政策的问题意识来防止自身陷入无目的感的叙述并达到超越村落研究的目的。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

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王铭铭一、引子：远方的求索在西太平洋，有一片岛屿从新几内亚的东部延伸到所罗门岛，其中有一群平坦的珊瑚岛，名叫“特洛布里安德”（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在这宁静的地方，住着特洛布里安德人，他们有的在肥沃的田园上栽种丰...

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方式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在实验民族志中,表述危机下的种种表征方式、文化批评中彰显的民族志价值,恰恰说明了实验民族志在不断践履民族志实践,而这种实践给民族志发展,乃至人类学学科及人类学一般知识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民族志及其实验趣向

本文从世界的角度 ,对民族志及实验民族志的产生 ;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 ;表述的精确程度 ;批评功能 ;后现代主义精神风貌等问题作了介绍性的研究 ,是一篇民族学。

半熟·惠流·动静——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的实验音乐民族志

本文力图采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对美洲神话进行分析的思维与方法,以实验音乐民族志的形式解析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基于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的神话分析若干原则,通过提取并聚合相关功能项,而非就剧情进行线性发展顺序分析的方式,对其中基于交换原则之上的亲属关系进行说明;对相关象征事项之间的相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对《指环》里宇宙观当中的物质交流现象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就《指环》音乐所具有的"时间滞止"与"空间运动"特点提出思考。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三分鼎足：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概观--近三十年来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考察成果回顾和检视

中国音乐民族志在1980年代后的30年发展里,与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田野方法与书写特征等诸多不同,形成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资料的方志集成、科学(传统)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类型,体现出不同的学科旨趣和价值追求。

民族志教学中的范本——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引发的思考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功能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重要著作。马林诺夫斯基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他们远离西方文明世界,他们的生活以一种奇特的贸易形式——库拉为中心展开。作为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不仅在其著作中显示出了他独特的田野作业方法,同时还对当地的民俗文化作了一番功能性阐述。《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一部传统的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差异甚大,优缺点也众说纷纭,但它的确为民族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识庐山“真”面目--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三重境界

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旨在全方位展示人类音乐文化的多维状态与丰富内涵,从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从实验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音乐民族志书写在求真欲的引导下,走过了从本质主义(“发现”)到建构主义(“发明”)的探索路向。其中大致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分为三重境界:其一,客位的“真”,即研究者以科学的范式探究想象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忽略了文化的主体性意义;其二,主位的“真”,强调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尽量趋近音乐文化的内核,以近真的态度揭示文化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架设起局内与局外的桥梁;其三,共在场的“真”,书写者跳出既有文化阈限,关注主客体共谋建构的音乐文化事项,以反身性、整体性、关系性与开放性为主要的书写方式重新审视音乐文化,进而展现出音乐文化的多元面向。前者指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后二者则更多是一种思辩性的学术研究的视角。事实上,音乐文化是一个永恒的动态体系,音乐民族志的终极目标就是持续逼近那个永远无法绝对言说的“真”,也正因为此,音乐民族志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论民族志文本与话语权力

民族志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或文本,在人类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多样化的理论范式或文本类型。目前学界常用的类型是从学科发展视角进行分类,即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类型。在这些不同阶段的民族志范式中可以发现,民族志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话语权力的主客关系转化现象,各个阶段的民族志文本中主客关系话语权力的呈现有所不同。从话语权力的视角对不同阶段的民族志文本进行讨论,对民族志文本发展过程中话语权力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期为民族志文本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民族志的转身——读《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本文通过对《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研读,结合《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及其所引发的米德-弗里曼之争,对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有关民族志写作的质疑和争论进行分析。本书及同派观点主要是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人类学的视角,对传统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表示质疑,认为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中缺少与当地人的对话,更多表达了研究者的主观观念。基于以上批评,他们提出了发展实验民族志的倡导。本文作者通过研读与分析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相关材料,认为人类学的再研究也将会是民族志发展的关键路径。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是既成事实。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国考古学也已有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我们不但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其它层次的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探讨尚显得有些教条和幼稚的话,那么近年来对中国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认识。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所建树。从考古实际和对考古材料时空条件的分析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假说出发,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立足点。中国考古学有了这样一个较为雄厚的基础,就具备了分析。

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

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是当代实验民族志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对“村民日志”这种新型民族志撰写实践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以当代人类学关于文化撰写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志实验,其核心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让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