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制度支撑与现实应对

实现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这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顺应既有理论的相关制度作支撑,又需要中国语境下针对现实问题的整饬为应对。在制度支撑层面:必须由庭审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一切处分被追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均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对定罪量刑适用程序的司法解释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在现实应对层面:于独立、中立裁判的目标框架内实现法官个人独立的最大化,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针对被告人不认罪和重大复杂的公诉案件实现审判中心,并使辩方享有充足、有效的辩护资源。

论“审判中心”改革下我国侦诉审工作机制的重构

"审判中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将刑事诉讼的重心转移到审判阶段,使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在审判中完成。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诉审工作机制存在较多的缺陷与问题。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需要对我国侦诉审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工作机制进行重构。强化侦诉审之间的制约机制,完善案件的分流机制,重塑庭前准备机制以及健全庭审质证机制成为改革的重要措施。

如何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出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刑事证据制度的角度来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影响其运行机制。具体而言,该项改革可能触及的诉讼构造、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以及庭审功能的实质化等,都会为刑事证据制度的运行机制带来改革的土壤。然而,这种影响本身也存在不可回避的限度。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诉讼构造、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否会被触及,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能走多远,都存在很多未知数;而关系刑事证据制度运行机制的司法体制问题、诉讼程序问题、司法资源问题等,又超出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能够辐射的范围。以此视角观察,刑事证据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多方面问题。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院校的影响及对策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转变传统的刑事执法办案观念,不断提升侦查取证能力,强化对证据的审查职责,并构建新型的侦检、侦辩关系。针对公安刑事执法改革的新举措,以公安工作需求为导向的公安院校,应当顺应法治潮流,亟需在公安专业基础课程设置重构、课程教学内容调整、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学生实习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

以审判为中心:一场未完成的改革

相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火热场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状况颇不令人乐观,呈现出文本“热”与实践“冷”的反差。实体真实优先性的刑事诉讼观念、非正式性的纠纷解决传统、可控性的程序运作思维、行政性的审判管理方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遭遇困境的症结所在,法官对庭审实质化的心理排斥则是改革最直接的障碍。期望在维持案卷移送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审判机制、程序技术或证据制度的调整走出改革困境,实践证明很难成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进行宏观的制度性变革,构建中国式诉因制度,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阻断侦诉卷宗信息对裁判结论的实质性影响,激发法官的内生动力,同时完善司法管理方式和问责机制,破解制约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审判中心主义的源与流--以日本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制度谱系考

"审判中心"是中国刑诉学界时下最热衷探讨的显命题,但这一概念并非中国原创,而是源自于日本。日本的"审判中心主义"最早源自于《大正刑事诉讼法》时期,原意是作为制约预审的原则。二战后,美国的法律殖民化输出推动了"审判中心主义"在日本的全新发展及深入贯彻。总体而言,日本"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刑事诉讼的核心应是一审庭审,庭审奉行公开、言辞及直接原则;另一方面,涉及定罪、量刑的实体性事实,应由庭审予以确定,庭审外的程序不产生定罪效力。"审判中心主义"在日本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日本刑事诉讼依然呈现精密化及职权化特征。中国时下欲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首先明白"以审判为中心"的确切涵义,即确定庭审在事实认定及定罪量刑中的唯一核心地位。但中国刑事诉讼时下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却是刑事司法职权的配置不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立法庭在事实认定上的终极权威地位。故"审判中心"无力解决中国刑事诉讼最核心的问题,而与日本相仿,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质化改革或许可以成为突破口。

审判中心视域下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再构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内在包涵“以庭审为重心”改革与“以审前为重心”改革两层理论逻辑,并由此勾勒出辩护制度改革的“两条主线”:保障庭审辩护与强化审前辩护。然而,《法律援助法》呈现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狭窄、审前法律援助相对孱弱、庭审法律援助覆盖不足三重缺憾,与改革需求偏失明显。是故,再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范围颇有必要。鉴于法律援助本身的“配给制度”属性以及援助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应坚持底线思维与实质公平原则,并综合涉罪轻重、诉讼阶段、适用程序、认罪与否实现多元多层治理。具体而言,优先将重罪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纳入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再视情况向轻罪、微罪案件与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案件渐进式扩张。此外,还可考虑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以强化审前法律援助质量。

诉讼新情态下强制证人到庭作证规范问题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立法规定体现出“重作证而轻质证”及“惩罚犯罪优先,轻视保障人权”的倾向。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在线诉讼模式得以广泛应用,与传统诉讼模式相互并存,形成了诉讼模式的新情态。除固有问题外,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在诉讼新情态下还面临着诉讼活动被割裂,证人出庭场所泛化,义务内容难以在线上诉讼模式下落实,刻意从完整的诉讼程序中剥离证人到庭作证程序环节等新问题。因此,不仅需对传统诉讼模式中的法律规范予以完善,还需对在线诉讼模式有关规范做出针对性调整。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公诉应对

公诉人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如何加强公诉工作,完成自身肩负的法律使命,为中国社会、中国法治奉上优质庭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针对改革初期面对的问题,可通过完善庭前准备、提高出庭能力,进一步增强公诉人的职业能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辅助性与开拓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必须依赖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框架完成制度改进。保护公民重要诉讼权利在所有刑事诉讼程序得以实现,是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带来"以审判为中心"存在适度扩张的需要。以审判为中心应该以程序正当性改革为主要目标,保证各种程序形式的公正性。

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的建成

实物证据有着“现代证据之王”的美誉,在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鉴真对保证实物证据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近年来借鉴美国证据法,加强刑事立法工作,初步构建了以严格把握证据入口关、关注流转和保管、确立了程序性制裁措施为特点的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但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暴露出了我国实物证据的鉴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确立实物证据保管链制度,二是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尚未建成。应当以国家决策为指导,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方向为指引,循序渐进完善立法,构建实物证据保管链制度,完善“子规则”体系,以期建成完善的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胜利完成。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中对审判中心的偏离与回归

党的十八大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共同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体图景。从改革层面与理论层面追根溯源,可以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应然关系样态。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二者之间并未完全按照预期的理想图景发展,其关系偏差样态主要表现为“制度设计上未能形成充分改革合力”“实践语境下审判资源分配失衡与诉审关系失序”。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能够长久持续且富有成效,应当及时修复二者之间产生的偏差,重塑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