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审判依据的审查与适用——76号指导案例评析

通过裁判要旨与裁判理由,我们可以推定,76号指导案例实际上将萍乡市规划局的解释界定为合同法体系中的强制性规定,并由此将民事合同审判依据的审查与适用框架引入行政协议之诉。但这一界定存在着诸多不能自洽之处。同时,因为误解出让金约定与土地使用权约定的规范属性与效力机制,76号案例也存在着审判思路与实体判决上的重大漏洞。上述缺憾的根源在于未能全面、正确理解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合同的行政性首先在于其所交易的国有土地的公共性。对于以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公共资源为交易标的的行政协议所引发的诉讼,其审判依据的审查与适用框架应当置于公共资源分配法制中,以合法性审查原则为基础加以建构。

南宋民事审判依据的分类考察——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对民事审判依据的考察是梳理民事法律渊源、理解司法运行实践的钥匙。将《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民事案件分为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人身和财产纠结关系三类,分别考察天理、国法和人情作为审判依据的适用情况,发现"民事审判主要以情理为依据"的主流观点失于粗疏和片面。在财产关系案件中七成以上的案件都依法审判,在人身和财产纠结案件中法律的适用也比较普遍。在商品经济的促进下,用法律保护私权利更有利于息讼目标的实现。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差异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司法横平作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对社会矛盾争议的化解大部分离不开家族司法审判发挥的裁判作用。家族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也势必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有利的平衡作用,并且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形成特色的对比,这也是统治阶级进行地位巩固和司法镇压的关键性司法依据。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的内容以及两者形成差异性的原因是传统司法文化的呈现,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无疑对我国现行国家司法职务犯罪立法、司法都具有历史性启示。

涉案民意不应成为醉驾的审判依据

醉驾刚刚入刑,这是民意立法的结果。民意可以分为人民意志、大众民意,涉案民意属于大众民意的一种。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涉案民意不应成为醉驾审判的依据。因为涉案民意本身具有的非规范性、多元性、易变性、碎片化、易被操纵以及事后性的特点决定了依据其进行审判极有可能违反公平正义的法律目标。

行政诉讼审判依据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行,为我国依法行政提供了又一道法律屏障,由于行政诉讼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及我国立法不够完善,关于行政诉讼审判依据问题一直都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本文仅对此略表拙见。

行政审判依据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面向——从法适用过程切入

行政诉讼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复审”。据此,行政审判依据可被定义为:法院在审视被诉行政行为法适用过程的基础上,用以论证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论据”。其具体构成的描述也可基于合法性审查标准而展开,以对接于现实的行政诉讼法适用过程。在法规范性质上,行政审判依据不应局限于制定法,还应包括各类非制定法,从而支持判决的实质合法性。尤其当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合理性问题的时候,应发挥非制定法对制定法的补充作用。

面向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场景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讨

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新时期农村巡回审判实质化及其展开

巡回审判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巡回审判具有增强国家法律和司法的可接近性、回应基层乡村社会司法需求,以及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等制度价值。而伴随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及基层法院办案方式的不断规范化,当前的巡回审判缺乏切实可行而又符合司法实际的制度支撑,导致其实践运行日益形式化。为确保巡回审判在农村地区的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关键要重构巡回法庭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并结合当前巡回审判的特征和规律,在优化巡回审判制度本身的同时,从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配套措施。

战后审判研究话语权断想

战后审判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同盟国在战后对日本主要战犯和一般战犯进行的审判。其中东京审判由于事关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定性,几乎与审判同步,各种主张,包括激烈对立的主张当时在日本即已出现。回过头来看,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开庭后不久的管辖权之争,管辖权之争虽被法庭驳回,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审判的焦点,也使以后对战后审判的讨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偏离。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的敌我是非立场很快为新的两大阵营的对立立场所取代,当年同仇敌忾的西方同盟国对审判的维护热情也迅速冷却。中国对战后审判的基本主张一以贯之,但与外界在两条平行线上没有交集。通过重新认识战后审判的必要性、正当性,可以看到我们坚持的主张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主张,而正是当年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初心。

审判阶段的涉案企业合规激励问题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是指审判阶段法院对涉案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合规奖励或惩罚,其仅存在于审判阶段,主体是法院,对象是单位、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企业中实施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犯罪的责任人员,内容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我国部分地方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方面已经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合规整改情况在法院量刑中未能得到应有反映、合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缺失、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应当考虑法院主导、谦抑中立、区别对待、激励多样化和依法激励等因素,同时将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探索并适用更多的合规激励方式,确立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以及提升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

身份焦虑与认同倒错: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家庭伦理剖析

获得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坠落的审判》针对一个家庭的伦理秩序进行了象征意义上的“庭审”,并邀请观众们“扮演”陪审员的角色。个体的欲望与严密的伦理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影片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在影片中,家庭伦理的失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家庭成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倒错。影片对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家庭模式进行了反思,讨论了“伦理在场”与“情感在场”的思维,并示范了情感沦丧时家庭会遭遇的危机状况。

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大国博弈:二战时期美国调查审判生物战的历史启示

二战结束初期,以美苏中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集团,围绕生物战犯的调查与审判,争夺重建世界秩序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在调查进程中尽展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在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的生物战调查过程中,虽然都发现反人类、非人道的人体实验证据,甚至是战争暴行,然而,两个战败国家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对德日两国的调查与审判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德国纳粹医生,宣传其恶劣行径的调查审判;二是隐瞒有关日本生物战人体实验的信息,让日本战犯免于起诉。二战前后美国参与调查审判德日两国生物战犯,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对战后国家政府间关系产生影响。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推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改革实施以来,在诉讼理念、司法制度和庭审程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推进维度单一、制度集成不足、立法未能充分吸收等改革困境集中凸显。《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突破困境、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应巩固改革成果,引领深化改革。本次修法可考虑通过总则确立原则、分则重设体例和公诉增添章节实现审判程序中心化;通过一审体例调整、配套制度调整、二审功能调整推动一审程序重心化;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优化庭前会议制度和规范庭审审理程序落实庭审程序实质化。

大数据辅助审判的潜在风险与防范路径

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在提升审判质效、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应用该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样不应被忽视。大数据辅助审判在技术赋能层面面临着数据基础不坚实、信息安全存在隐患和算法运用产生风险等问题,在技术应用实效层面又存在着技术僭越辅助地位、部分特殊场景的强行应用引发负面效果等风险。风险产生的缘由主要在于大数据系统开发行为缺乏统一指引和规范、审判人员应用大数据技术存在思维误区以及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三个方面。为此,我们应加强对数据开发共享的统一指引,提升司法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力度,完善针对算法的法律规制,通过原则确立、权限与程序设置将技术应用限制在辅助地位,构建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动态分层适用制度。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审判团队构建:渊源、评估与改进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审判团队构建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重要内容,已经在全国法院普遍展开。审判团队构建的预期目标为借助人力资源整合提升司法效率,借助专业化协作提高办案质量,借助扁平化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等。然而,各地方法院审判团队构建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辅助人员配备捉襟见肘,成员定位模糊、协同乏力,与审判庭职责重叠交叉等问题,需要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逐步改进。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审判团队构建应该科学统筹法院人力资源的配置,赋予审判团队自我管理权限,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明确成员职责以发挥审判单元效能,理顺与法院管理机构尤其是与审判庭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