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重构

如何公正处理权属复杂的刑事涉案财物,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为解决该问题创设了另行处理规则,由此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部分财物处理分离模式.然而目前该模式在合法性和诉讼法理方面都存在缺陷.为此,有必要参考域外其他模式中的合理设计要素,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模式重构,确立“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在“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下,针对权属复杂的涉案财物,法院可以先单纯依据其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法定实质联系,在作出定罪量刑判决时一并作出“阶段性处理”;然后于判决宣告后再调查其权属,进一步作出含有明确权属认定结论的“补充处理”.

浅析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

本文剖析了我国现行执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解决执行难、执行乱、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导向,依托执行权理论,借鉴国外执行体制模式,建议组建行政性质的新执行机构行使执行实施权。

主审法官责任制构建之二维展开

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官个体的独立地位,法院内部对审判权行使的行政化干预时有发生。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法院行政管理者也可以假借裁判文书审批的权力左右裁判结果。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审判权限分离以及附带的责任主体模糊的问题。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旨在打造"让审理者裁判"的权力运行架构以及"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承担机制。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建可以从赋权与明责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其一是赋予主审法官行使从主持庭审、作出裁判直至签发裁判文书的完整的裁判权力。主审法官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面临重塑。其二是明确主审法官违法审判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形式以及追责主体。法官惩戒免职权的配置应遵循司法规律、司法原理的要求,重点解决权限内部化问题。在法官群体中选拔精英担任主审法官只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应该定位于法官走向精英化并赋予所有法官相同而完整的审判权。

浅谈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已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最具特色法律制度。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新的形势对法院调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院调解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应研究分析法院调解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法院调解制度,使法院调解制度与当事人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制度达到相互协调配合和补充,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执行权向执行员的“回归”

在2018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删除执行员办理执行事项的规定之后,新近公布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执行员的权限作出了规定,可谓意义重大。在执行权“内分”和“外分”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执行员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完全可以作为两者的公约数,成为新时代审执分离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实务之所以受困于审执不分,使人们对执行权的内容和性质有模糊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执行员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致法官充任执行员的现象大行其道,法官和执行员的身份与权限出现高度混同。对于新时代的审执分离改革而言,当务之急应是解决“人”和“权限”的分离问题,使执行权回归执行员,使法官专司审判权的行使。至于执行员和执行权是否“外分”,以及是否实行市场化改革,则可缓行。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以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同时,应加大对法官职业的保障力度,增强法官的主体地位,提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誉感,使法官真正热爱司法事业;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通过司法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谁来监督监督者——论合理配置中国检察机关刑事庭审监督职能

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同时承担多种职能,致使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既担任运动员又担任裁判员的角色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结合域外检察官制度以及中国现状,提出将我国检察机关的庭审监督职能从公诉职能中剥离出来,公诉职能和庭审监督职能分别由不同职能部门和检察官承担。

合并审判研究

合并审判的条件是各案件之间必须具有某些关联性,合并审判的主要价值在于有利于促进诉讼的经济性,但不当的合并审判将在案件的处理结果和处理程序上造成对被告人的侵害,法官应该享有分离审判的权力,被告人应该享有申请法官分开审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