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我国刑法规定了“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的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审判前的羁押阶段和审判案件阶段怀孕的妇女均不得“判处死刑”。但这一规定并不能排除对孕妇判处和执行死刑的可能性,并且可能导致出现违背立法精神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保护孕妇、新生儿及新生儿的母亲包括流产后的妇女权益的立法精神指导下尽快完善有关规定。

面向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场景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讨

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战后审判研究话语权断想

战后审判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同盟国在战后对日本主要战犯和一般战犯进行的审判。其中东京审判由于事关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定性,几乎与审判同步,各种主张,包括激烈对立的主张当时在日本即已出现。回过头来看,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开庭后不久的管辖权之争,管辖权之争虽被法庭驳回,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审判的焦点,也使以后对战后审判的讨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偏离。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的敌我是非立场很快为新的两大阵营的对立立场所取代,当年同仇敌忾的西方同盟国对审判的维护热情也迅速冷却。中国对战后审判的基本主张一以贯之,但与外界在两条平行线上没有交集。通过重新认识战后审判的必要性、正当性,可以看到我们坚持的主张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主张,而正是当年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初心。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新时期农村巡回审判实质化及其展开

巡回审判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巡回审判具有增强国家法律和司法的可接近性、回应基层乡村社会司法需求,以及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等制度价值。而伴随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及基层法院办案方式的不断规范化,当前的巡回审判缺乏切实可行而又符合司法实际的制度支撑,导致其实践运行日益形式化。为确保巡回审判在农村地区的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关键要重构巡回法庭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并结合当前巡回审判的特征和规律,在优化巡回审判制度本身的同时,从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配套措施。

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大数据辅助审判的潜在风险与防范路径

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在提升审判质效、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应用该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样不应被忽视。大数据辅助审判在技术赋能层面面临着数据基础不坚实、信息安全存在隐患和算法运用产生风险等问题,在技术应用实效层面又存在着技术僭越辅助地位、部分特殊场景的强行应用引发负面效果等风险。风险产生的缘由主要在于大数据系统开发行为缺乏统一指引和规范、审判人员应用大数据技术存在思维误区以及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三个方面。为此,我们应加强对数据开发共享的统一指引,提升司法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力度,完善针对算法的法律规制,通过原则确立、权限与程序设置将技术应用限制在辅助地位,构建大数据辅助审判技术动态分层适用制度。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审判团队构建:渊源、评估与改进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审判团队构建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重要内容,已经在全国法院普遍展开。审判团队构建的预期目标为借助人力资源整合提升司法效率,借助专业化协作提高办案质量,借助扁平化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等。然而,各地方法院审判团队构建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辅助人员配备捉襟见肘,成员定位模糊、协同乏力,与审判庭职责重叠交叉等问题,需要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逐步改进。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审判团队构建应该科学统筹法院人力资源的配置,赋予审判团队自我管理权限,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明确成员职责以发挥审判单元效能,理顺与法院管理机构尤其是与审判庭之间的关系。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时设立的,是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必要的一环,在被告无法参与或者是不想参与诉讼时可以提高诉讼的效率,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作为一项新增的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不断修改并完善,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现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

面向裁判文书的司法摘要是提升裁判文书分析能力的关键技术。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载体,精准地呈现了案件的审判逻辑,但目前针对裁判文书的摘要方法只关注裁判文书的序列化信息,忽视了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且不能有效解决文本过长、信息冗余等问题。提出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采取“抽取+生成”相结合的方式,在抽取部分利用多标签分类方法,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逻辑步骤抽取出“类型、诉请、事实、结果”四个句子集合,在生成部分由微调后的T5-PEGASUS模型得到摘要。利用基于内部知识的最大相似度匹配算法对“事实”部分的输入文本进行降噪处理,进一步改善了摘要效果。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主流的指针生成网络模型,该方法在ROUGE-1、ROUGE-2和ROUGE-L的F1指标上分别提升了17.99个百分点、21.24个百分点、21.86个百分点,说明在司法摘要任务中引入逻辑结构能够提升性能。

善治视野下审判权运行规律的法理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要求。善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善治的实现离不开审判权功能的发挥。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治理理念,善治为衡量审判权运行能否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标准。在善治视野下,审判权运行规律具有有效满足司法需求、妥善平衡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实现审判活动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等特定意蕴,由审判权独立行使、恪守司法公正、纠纷有效解决、审判公开透明、公众有序参与等要素构成,具有回应性、协同性、柔和性、开放性和引导性等特点。

拜伦《审判的幻景》中的撒旦主义和意识形态

拜伦的政治讽刺诗《审判的幻景》是对骚塞的《审判的幻景》的回击。骚塞污蔑拜伦是撒旦派成员,拜伦以毒攻毒,把撒旦当作一个政治传声筒来嘲讽骚塞所维护的主导意识形态。作品反映出独具特色的撒旦主义观。本文探究《审判的幻景》与撒旦主义所依托的欧洲和英国文学谱系、撒旦主义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关联,以及撒旦主义对传统型撒旦的解构等论题。浪漫型撒旦是意识形态冲突中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和象征物;也是拜伦的人格面具,取代后者对统治集团所粉饰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行祛魅。撒旦主义弘扬弥尔顿的撒旦的反抗精神,但并没有无原则地神化撒旦,而传统型撒旦始终是浪漫派撒旦主义反抗的对象。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环境资源审判的审视与进路——以淄博市临淄区环境资源法庭为例

随着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和环境资源类案件审判数量大幅增加,环境资源类型案件解决需求日渐高涨,各地专业型环境保护法庭纷纷建立。然而,在新型的环境资源保护司法机制确立之后,相关环境保护法庭的使用率和审判现状却与其建立初衷大相径庭。经费保障不易,技术难题突出,案件判决失衡,精准执行缺位,司法运行不畅,执法承接繁难等原因导致其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改善资金管理、优化技术环境,培养复合人才、打造专业团队,强化协作配合、聚焦力量整合是解决环境资源审判难题的路径选择。环境资源审判需要走出审理难度加大、审判标准不一、判决结果争议等困境,实现自我突围,成为当下环境资源法庭亟待解决的难题。

1931年朱淑德自杀案的社会舆情与司法审判

民国时期因恋爱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于济南的朱淑德自杀案,本为一起普通的恋爱悲剧,但在时代背景、媒体和人为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吸引了公众广泛的情感参与,进而催生公众同情。被激起的公众同情如同一把利刃,经常能唤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批评,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批判性。然而,公众情感有时并非理性,极易为人操纵用来挑战法律制度的权威,具有较大的潜在危险性。

院庭长阅核制如何破解审判监督管理的问题循环

阅核制是压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责任的重要方式。院庭长阅核制改革具备法理基础,符合“认识反复性”辩证规律和彰显问题意识等正当化基础。但因监督范围和方式等变化,该制度仍面临过分干预法官独立判断、忽视诉权保障等理论困境;也存在影响司法改革系统性,模糊权责边界和异化为审批制的制度风险。要破解审判监督管理实践的问题循环,必须树立“人民中心主义”和“法律思维模式”理念,并以此指导和完善院庭长阅核制。同时,应强调优化绩效考核、完善分案模式等配套措施改革,实现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