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原则下的当事人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而民事诉讼则是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合力的结果,因此在处分原则的框架内对实体层面上的当事人诉讼行为进行研究,对于保障当事人处分权和规制其诉讼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更合理和科学地构筑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无权处分行为制度是各国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章对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的认定作了研究,讨论了我国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对其效力文章认为是效力待定,历史的结论只有在实践中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了法律存大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措施。

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主观要素研究

处分行为是诈骗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处分人为处分行为必须具有处分意思。近年来新型诈骗犯罪的出现使"处分意思必要说"的主要地位受到冲击,不断有学者提出"处分意思不要说"才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观点。但这种批判并未对新型诈骗手段本身进行细致分析,也并未正确理解该情形下受骗者行为的实质内涵。在认定诈骗罪时应坚定"处分意思必要说"的传统理论;与此同时,处分意思内容射程的范围应相应放宽,以适应时代变化。

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与内容构成

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财产处分行为,分别是作为欺骗内容的财产处分行为和作为欺骗效果的财产处分行为。前者是诈骗罪行为要素的关键内容,后者属于诈骗罪的结果要素。无论是从财产处分行为的本体构造来看,还是从诈骗罪的自我损害性特征来看,抑或是从合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功能设定来看,都应当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处分意识不要说的立论基础是引起占有转移的行为即为财产处分行为,但是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关于财产处分意识的程度要求,学界存在全面认识说、质量区分说、观察可能性说、极端缓和说等多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均有不足。观察正常市场交易中的财产处分意识的内容,可以推知诈骗罪对财产处分意识的程度要求。要肯定受骗人对某个财产有财产处分意识,需且仅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受骗人实施了财产处分行为;其二,该财产位于受骗人的财产处分行为的覆盖范围之内。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不要与欺骗行为--从冒用“花呗”“借呗”型案件切入

处分意识本身的概念与内容尚不明确。处分意识必要说以主观标准认定诈骗罪的成立存在不足,反观不要说,在判断财产处分时并不考虑被害人的主观因素,重视了规范判断。处分行为指纯粹事实上的处分,是因果流程的一环,证成处分意识不要说需要结合诈骗罪的不法本质。同时,在罪名区分上,不宜将处分行为视作唯一的区分要件,这扩大了其本身的归责功能,应当将视角前移,注重检视欺骗行为。欺骗行为的内容限于交易上的重要信息;对事物状态的操纵不是欺骗的内容,仅是欺骗行为的预备。在冒用“花呗”“借呗”等案件中,对信用卡(资料)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应当遵从立法目的,采取功能主义的视角:而非假借形式解释之名,行金融法领域相关规则得以在刑法领域直接转介适用之实。

审判模式与审判行为研究

审判模式与审判行为研究屈广清诉讼活动的任务和它的性质要求诉讼程序完全公正。其一，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社会冲突都是对社会某种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冲突现象必须通过一个含有公正意识、公正评价、公正强制和公正执行的诉讼模式，以便使原本公正的原则恢...

论盗骗抢交织行为的认定——兼对传统通说的辩护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犯罪行为,对传统犯罪的认定产生挑战,尤其是财产类犯罪。盗骗抢交织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难点,存在法律适用的混乱。通过"借打手机案"进一步明确对此类行为的认定标准,坚持以财产犯罪传统通说区分各财产犯罪。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在于财产处分行为,认定诈骗罪不仅须要有转移占有的交付行为,主观上须有处分意识;而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在于转移财产行为的"秘密性"与"公开性",对"和平窃取说"持保留意见。

借打他人手机并占有行为的认定探讨

近年来,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打他人手机类型案件的实务操作中出现了不少罪名认定上的问题,其中肯定诈骗罪成立与肯定盗窃罪成立的观点各执一词,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诈骗罪中被害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行为的认知难点主要是处分的客观行为对于财物的处分程度是采持有转移说还是占有转移说,这个认知问题直接导致了实务处理对于案件定性的不同看法。对此应当肯定占有转移说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将借打他人手机并占有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而非诈骗罪,而在行为人假扮警察以协助调查为名非法占有手机时,否定被害人处分的自愿性,从而否定诈骗罪的成立可能。

没收组成犯罪行为之物的实质解释

司法实践中组成犯罪行为之物没收形式化解释的泛滥,严重损害了国民合法财产权.为合理解释并容纳组成物,避免出现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的漏洞,应将供罪财物解释为包括犯罪工具与组成物.没收组成物的规范性质是保安处分,应以特殊预防必要性作为限制的正当根据.应坚持实质的直接专门说,组成物意义上的供罪财物应被限制解释为“直接且专门供犯罪所使用的财物”,由此实现仅仅将值得«刑法»没收的被作为或准备作为组成物的财物没收的正义结果.所谓“供犯罪使用”,是指直接供犯罪使用或准备直接供犯罪使用.所谓直接关系,是指财物对犯罪的完成起到了决定性或促进性的作用.某种财物是否被行为人专门作为或准备作为组成物,应当从使用次数、使用比例、财物获取难易程度、主观目的、财物数量、财物特殊性以及行为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进行类型化界定.

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区分

准确界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是正确判断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进而合理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前提。对于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分标准即"着手实行",应采取形式客观标准和实质客观标准结合说。立足于这一标准,本文侧重探讨了实践中一些性质易混淆的行为的具体认定问题,以期有益于刑事司法。

冒用他人花呗行为定性研究

冒用他人花呗套现、消费行为近些年频频出现,然而实践中定性却十分混乱。若被害人尚未开通花呗服务,则行为人需先同意花呗服务商提供的《花呗服务协议》,即为与花呗服务商签订合同的行为,后者负有对申请使用花呗的用户身份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义务,应以合同诈骗罪对其定性。而若被害人已开通花呗,则不再进行实质审查,此时被害人既无处分意识又无无处分行为,根据处分意识必要说,应以盗窃罪对行为人冒用行为定性,盗窃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性利益。

构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的设想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且在此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的理论困境显然而见,可以从责任的核心内涵和罪过的内涵分析,对于原因自由行为,应当将其作为是一个行为整体看待,从本质上看,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是实在地贯穿原因自由整个行为的,可以用此理论来分析我国刑法中的条款。

新型支付手段下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再定义

处分意识概念的内容是指被害人对处分行为能够产生的财产减损效果的认识。因此,学界中有关处分意识是否必要的争论实际上均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立场。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和诈骗罪的构造要求真正、彻底的处分意识不要说,这种处分意识不要说要求坚持处分行为判断中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新型支付方式发展的背景下,要以客观标准来判断财产损失的实质及其与财产危险的关系。处分意识不要说下的错误认识包括处分表达的错误和处分动机的错误;其中处分动机的错误又包括处分对象和处分目的的错误。在判断被害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时,要结合一般观念、被害人处境等因素进行规范性判断。

处分权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认为处分权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合理制约,审判权应当尊重处分权并切实保障其实现。在分析处分权在民诉制度改革中得到发展和强化的基础上,文章阐述了强化处分权对使民诉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保障民事诉讼中的人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法律冲突——兼评《合同法》第51条

无权处分行为是相对于有权处分而提出的 ,这一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着法律冲突。本文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债权行为的相对性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对《合同法》第 5 1条之规定 ,应当区分相对第三人的主观态度 ,来确定合同效力 ,同时亦为了保护原权利人的财产利益 ,法律应对善意取得制度做严格的限制。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探析——兼论《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规定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关于这一条文如何理解与适用,在实务中颇具争议。该条文不同的理论解读,对于司法实务的处理结果会产生极大的差异,会对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产生巨大影响。为此,通过对无权处分合同相关法理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的体系解释分析,厘清相关理论争点和司法适用难点,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一点参考。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辩证分析

传统理论对于处分意识的存否问题主张处分意识必要说,但随着不知情交付型欺诈案件的出现,使得通说观点备受质疑,处分意识不要说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文章认为并非所有无处分意识的交付行为都可称之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仍需要对诈骗罪的处分意识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即为了契合诈骗罪中存在被害人自我答责的特征,要求被害人对自己的处分行为具有意识可能性。

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三论

专利间接侵权是专利法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它需要在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为了更好地确定这个平衡点,我们应重新建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而不应固守传统民法中的“共同侵权”理论。我国未来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应规定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需有直接侵权的存在为前提,不宜规定例外情形;应抛弃将擅自处分他人专利行为视为间接侵权典型情形之主流观点。

论“法院调解”的性质

就法律效果而言,法院调解和审判的处理结果是相同的。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生效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诉讼判决一样,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法院调解与审判属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学界关于法院调解的性质的讨论一直继续着。

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对一个法律漏洞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有力学说。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审判实务中主要依据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中对证据的实体部分作了规定，其中第35条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就是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5条在设定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时亦参照了该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