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龄鉴定法律规制的思考与建议

司法实践中,骨龄鉴定在特定的情形下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年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法律规制的层面来看,我国关于骨龄鉴定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无法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骨龄鉴定的实践运用呈现混乱状态,我们在立法上应赋予骨龄鉴定意见有限的证据能力,做到有法可依,同时,立足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符合刑事诉讼要求并满足现实需要的鉴定制度,以便司法工作人员将骨龄鉴定意见正确、科学地应用于刑事诉讼。

我国民商事域外取证的司法实践:现状、问题与对策

对我国司法机关在2008-2018年协助外国调查取证的司法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取证周期过长、取证成功率较低等。同时,美国的审前证据开示程序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我国域外取证司法合作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新的要求。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海牙取证公约》以及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作用;其次,我国将调查取证视为司法职权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取证合作的开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需要从规范和理念层面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起草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范本,规范和完善域外取证的框架和机制;另一方面在高效便捷原则的指引下简化我国域外取证的程序。与此同时,还需要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发挥阻断性立法的作用,妥善解决中美两国在域外取证领域的法律冲突。

论警讯录音录像证据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警讯录音录像制度。如何科学理解、切实贯彻落实这一制度是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科学理解警讯录音录像制度方面,对"犯罪嫌疑人"应做实质性解释,对"可能"的界定应以法定最高刑为准,在录音或录像方式的选择上应坚持录像优先原则。为了切实发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我们应建立警讯录音录像的随案移送和审前开示制度,并对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行为确立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措施。在程序性制裁方面,应当可反驳地推定违反警讯录音录像规定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具有可采性。即便控方推翻了这一推定,也应允许对警讯笔录的证明力做不利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