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审前阶段＂的质量控制

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提高“审前阶段”质量是提高审计质量的前提，笔者就当前“审前阶段”质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部析，并提出几点提高“审前阶段”质量的对策。

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权能多元化和刑事诉讼全程参与的独特属性,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探讨,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重点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与证明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刑事审前阶段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保障

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是其享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有深刻的法律根基和理论基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被追诉人在审前阶段的自主性辩护权有所扩大，但是在权利的保障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被告人会见权的重重限制，阅卷权的缺失以及“如实坦白义务”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消解。因此，强化被追诉人辩护一方的主体地位，保障和扩大知情权等都是加强被迫诉人审前阶段的自主性辩护权非常重要的措施。审前阶段的辩护权得到了相对完善的保障，才能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研究型审计在审前阶段的路径分析

2021年1月,审计署印发《全国审计机关2021年度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研究型审计。为更好贯彻落实研究型审计工作系列要求,本文结合实际,详细阐述了研究型审计的内涵和作用,探讨国家审计机关在审前阶段做好研究型审计应当把握的几个要点。

审前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实证分析——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背景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审前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是一大进步,但对此只能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在吸纳现行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理化内核基础上,新法确认了申请型法律援助制度,有望缓解主要由"无刑诉法可依"导致的申请率低、援助率低、援助效果差的尴尬境地,并可能带来案件量的大幅增加,但相关保障机制的缺乏,也很难让人对新法实施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新法将指定辩护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阶段,确立了审前阶段指定辩护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可能带来案件量的大幅增加,但由于制度设计是以审判阶段为参照的,导致审前阶段指定辩护操作性较差。因此,未来应当根据审前程序的特质扩大审前阶段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建立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和扩充专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以应对新刑诉法实施带来的冲击。

论我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审前保障

由于我国在审前阶段缺乏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有效救济,致使辩护律师的一些诉讼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行使。为促进控辩平等,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审前阶段引入程序性制裁措施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要想充分发挥程序性制裁在保障辩护律师权利中的作用,法律需要明确程序性裁判的具体程序,并在法院确立"专门机构"来保障审前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同时赋予辩护律师程序动议权。

涉正当防卫案件审前证明责任初探——从同事制止家暴男的正当防卫案谈起

现行法对于正当防卫案件审前证明责任内容的留白,使实践操作产生了混乱。在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审前证明与认定呈现被激活的趋势下,对其审前证明责任应当从自向证明和他向证明两个维度入手。在自向证明的维度下应关注公安检察机关审前阶段证明职责如何履行,要注重扭转侦查人员取证的定势思维,培养其对正当防卫要件证据的敏感捕捉意识;提升防卫要件证据收集的及时性;对于正当防卫不起诉案件公开听证,释法析理。在他向证明的维度下要关注正当防卫要件的证明责任(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在审前阶段如何分配。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移送证据(主要是证明犯罪成立的证据)的行为就是在审前程序中承担主观证明责任的表现,犯罪嫌疑人需要提出正当防卫的主张及不法侵害的相关线索以动摇检察官的心证,使案件处于无法排除正当防卫存在的合理怀疑的状态。对于正当防卫要件事实存疑的情况,则应当由侦查机关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这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审前阶段的贯彻落实。

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外机制条件探析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在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人权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有关文件对此制度进行了确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的机遇面前,一些学者就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条件尚存有争议。因此,在司法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专门就其条件进行了探讨,提出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条件外在社会机制条件和内在诉讼机制条件两个方面。

刑事审前协商程序的司法控制

协商性司法下,审前程序不再仅具有为审判程序作准备或程序分流的简单功能,更具有独立的实体处分和纠纷解决功能。由于协商程序中检方滥权现象的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中出现了法官积极参与协商程序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在引进或创制协商程序时设立了种种制度措施由法官对协商程序进行司法控制。对协商程序实施司法控制和监督不失为一种保护平等协商的良策,我国在构建协商程序时也应当从保障公平协商的角度出发完善司法控制的相应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简略式审查起诉机制之构建

2016年11月16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认罪案件试点办法》),该办法首次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进行全流程“加速”改革,改变了以前仅“加速”庭审的做法。认罪从宽制度应重点关注审前时段,因为审前阶段用时较多、影响较大、问题较多。审查起诉是重要的审前阶段,是衔接侦查、审判的中间阶段,是否可以通过对其简略和改进,达到构建多元诉讼机制、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鉴于速裁程序试点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其两年的试点已经结束,并扩大适用范围后纳入到了认罪认罚案件试点中,本文以速裁程序试点经验为基础进行讨论。

论认罪协商中的法官参与

随着刑事案件的分化与诉讼理念的发展,刑事协商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重视。我国刑事诉讼中,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蕴含协商因素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立法层面正式确立。通常认为,“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内核,即由控辩双方在审前阶段就量刑进行协商后达成合意,然后由法官进行审查确认。①这种控辩协商机制中,检察机关相对于被追诉方显然占据优势地位,而且立法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进一步强化了“控辩合意”的效力,凸显了检察机关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