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条约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日益意识到有必要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东道国的金融规制权。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对金融审慎例外的安排具有代表性,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投资条约所借鉴。然而,无论从缔约实践还是争端解决的角度,既有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都还只是初步的,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中国应当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设计恰当、合理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条款研究

作为维护东道国公共政策管制权的重要工具,审慎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适用条件相对宽松。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涉及审慎例外时,投资协定不仅规定了金融主管机构作出共同决定的特殊前置程序,而且要求仲裁员必须具有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结合审慎例外条款的功能与发展趋势,我国应统一双边投资协定中审慎例外条款的模式,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防止审慎例外的滥用,在维护国家管制权的灵活性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

审慎例外条款实证分析——以中国自贸协定为例

金融服务自由化是WTO成员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直通过自贸区战略积极稳妥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为保证缔约方拥有足够规制主权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此类自贸协定大多含有审慎例外条款。WTO阿根廷金融服务案的相关裁决有助于澄清审慎例外条款的抽象模糊之处,中国自贸协定应当以此为鉴,优化审慎例外条款,以增强金融市场开放承诺的可信度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论GATS金融附件中的“审慎例外”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审慎监管的关系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核心问题,而"审慎例外"是WTO法律体系内这一问题的惟一依据。"审慎例外"虽然十分概括,但却包含着调整二者关系的原则,蕴涵着审慎措施的标准,从而为界定审慎措施与政策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加强审慎监管提供了根据和保护。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审慎例外”

本文旨在剖析GATS的这一重要例外制度。首先分析GATS框架下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继而叙述审慎例外原则的定义和判定标准,然后探讨审慎例外原则的内涵和法律特征,最后指出审慎例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我国应充分利用该例外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论GATS的审慎例外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金融服务自由化是GATS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GATS只是一味地追求金融效率而忽视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相反,其将金融服务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视为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作为GATS中平衡两者关系的重要依据——"审慎例外"就具有非常特殊并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剖析GATS的这一重要例外制度,首先分析审慎例外原则的内涵和法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该原则的发展趋势,即GATS框架下审慎监管标准将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协调与融合,最后指出审慎例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我国应充分利用该例外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浅议国际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GATS审慎例外原则

在当今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WTO框架下的审慎例外原则是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的核心原则,促进了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平衡,对于WTO各成员国在金融服务贸易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具有重要作用。但审慎例外条款在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易于引发国际争端。因此,在当今国际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审慎例外条款中亟需引入透明度要求、善意标准和适当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原则。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研究

区域贸易协定的蓬勃发展推动各国不断开放各自的金融服务贸易。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需要在自由化与审慎监管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然而,当前已有FTAs中的金融监管审慎例外简单挪用GATS模本,在条款本身的准确度、与FTAs的协调度以及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包容度方面都显示出不足,无法给各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审慎监管空间。中国不应盲目跟从他国FTAs的范本,而是应结合本国具体国情设计出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

“审慎例外”与我国保险业的保障问题

“审慎例外”是金融附录赋予成员国维护保险业完整稳定和保护投保人的重要制度。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低 ,但入世后开放力度很大 ,因而面临严峻局面。“审慎例外”能够为我国入世后对保险业采取必要措施提供一系列的重要保障 ,为此我国应采取一定措施使“审慎例外”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审慎监管制度述评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框架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基本目标。为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GATS及其附件规定了审慎监管制度,由于审慎例外条款自身规定的抽象性及其优先适用性大大削弱了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为弥补审慎例外条款这种实体性规则不足的缺憾,GATS为成员方规定了审慎监管标准协调与认可的程序性义务。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对中国金融业的自由化与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美BIT谈判视角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策略

中美BIT谈判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契机,它将为中国参与TTP、RECP等多边谈判扫除障碍,也是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实现经济再平衡的举措。中美BIT谈判涉及政府审批制度、行政监管、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争端解决的司法体系安排等广泛领域,直接深入到政府与市场、行政与司法等诸多体制层面的改革问题。因此如何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规律,前瞻性地结合中国改革的未来进程,在保障中方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寻求与美方提出的原则和诉求相互契合的利益交汇点,是中美BIT谈判中中方面临的最大挑战。研究表明,基于中美BIT谈判的视角,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面临"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资本自由转移与金融稳定的平衡"、"保障和最大化对外开放红利"等三项挑战。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例外与原则之间:金融服务中的审慎措施争议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体系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审慎例外"加以平衡的。但是,"审慎例外"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具体含义。随着"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程序,专家组得以有机会首次对"审慎例外"加以界定并就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对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加以认定涉及一成员方对于审慎目标重要性的先后顺位是否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对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涉及能否援引国际标准评估一项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解决"审慎例外"之争意味着金融监管领域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入世过渡期后对国际金融服务提供监管的法律依据问题

"审慎例外"授权WTO的成员方为审慎目的采取审慎措施,而不受GATS其他规定的羁绊,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安全阀。同时,完善监管立法,监管措施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使我国对金融服务的监管无可挑剔。对于审慎性尚存疑问的措施,为稳妥起见,可将其作为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列明,由此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对于金融开放中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我国可根据GATS和金融附件的规定,就相互承认对方的监管措施、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信息分享等达成协议或安排。

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GATS之关系

通过分析GATS关于审慎例外与国内法规的规定,详细探讨WTO成员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行相关金融监管措施与GATS协议下义务的关系问题,指出应首先判断该措施是否符合GATS所规定的审慎例外条件,在不符合审慎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应考查其与GATS中的国内法规的要求是否一致,从而阐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明晰WTO成员是否遵守GATS义务中的作用。

GATS《金融服务附件》第2(a)段适用措施的范围--以“相同标题是否必须相同含义”为视角

GATS《金融服务附件》第2(a)段为WTO成员国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或维持与GATS承诺和义务不符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政策空间,意图在金融服务自由化和国内规制权之间取得平衡。在阿根廷-金融服务案中,关于第2(a)段的适用范围,巴拿马作为申诉方基于该段与GATS第6条的标题都是“国内规制”这一事实,主张第2(a)段所涉措施必须是GATS第6条范围内的国内规制措施。然而,固守相同标题相同含义的解释方法会导致此种解释与文本含义相矛盾,缩小适用范围,不符合有效解释原则,还会导致严重的系统影响。事实上,市场准入措施与国内规制措施并非泾渭分明,相同标题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具有相同含义,我们可以从条款功能的角度理解标题“国内规制”的含义。两个条款性质不同却采用了同一标题,容易导致适用范围的混淆。部分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对此问题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TPP金融服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服务投资争端因其行业的敏感性往往仅诉诸于国家间的解决程序,而TPP却将改进后的投资仲裁机制引入到金融服务投资领域,不仅带来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还对缔约国国内金融监管制度提出挑战。本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分析TPP金融服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缺陷,以期为我国日后国际投资缔约实践提出政策建议。

外资银行审慎监管评析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必然要求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这一审慎监管制度需要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在“常态”监管方面较为完备而“异态”监管方面存在缺失。且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原则尚未正确地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我们必须尽快将其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金融服务条款

中关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成为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战略性举措。金融条款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关键条款之一。美国2012年BIT范本中的金融服务条款中的一些概念(如金融机构)需要明确;对金融审慎例外条款要注意其适用的条件;对涉及金融服务措施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国际仲裁时,我国应强调作为前置程序的联合委员会的协调机制,尽量避免提交国际仲裁,还可考虑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中明确排除金融服务措施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跨国银行境外机构的母国监管责任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迅速在全球蔓延,其直接原因表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母国监管责任的缺失。巴塞尔协议确立的"跨国银行母国并表监管下的联合责任"始终是各国奉行的主导规则,但WTO金融服务"审慎监管例外"制度赋予东道国监管的灵活权限提升了东道国的作用,并影响了巴塞尔协议中母国责任规定的实施。欧盟指令作为区域性合作的代表在母国责任规定上更为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应进一步加强并表原则的法定性,加强并表原则的实质适用,关注境外子行和境外分行不同的监管权限、标准和范畴,才能适应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要求。

入世过渡期后金融服务监管的法律依据探析

'审慎例外'授权WTO的成员方为审慎目的采取审慎措施,而不受GATS其他规定的羁绊,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安全阀。同时,完善监管立法,监管措施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使我国对金融服务的监管无可挑剔。对于审慎性尚存疑问的措施,为稳妥起见,可将其作为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列明,由此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对于金融开放中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我国可根据GATS和金融附件的规定,就相互承认对方的监管措施、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信息分享等达成协议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