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审查标准及其经验

证据审查围绕证据属性展开,在不同程序阶段、不同逻辑层次上的重心有所不同,因此证据审查具有层次性。但层次性之于证据审查不在于证据属性本身的层次性,而与证据审查标准有关。证据属性只是证据审查的内容而非标准。证据审查标准也与证据标准、证明标准不同,它是支配法官在诉讼中判断证据是否可以使用以及是否可以通过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准则。其中,证据审查标准具有较强的经验性,起到联结规范与实践的作用,是司法实践普遍遵循的对待证据的潜意识。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三步式特征为归纳提炼证据审查标准提供了视角,包括“从材料到证据”的初步审查标准、“从证据到定案根据”的精细审查标准以及“定案根据确定”的最终审查标准。每一项下又有多个具体标准,以期为法官审查证据提供有益的经验指引。

普通化妆品安全评估报告审查标准探究

对相关法规中对安全评估的规定、安全评估总体要求及判定原则和安全评估报告各部分要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当前普通化妆品安全评估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及典型产品评估要点,并初步建立普通化妆品安全评估报告的审查标准,以期为化妆品备案人和审查人员提供参考,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诱惑侦查合法性审查标准的选择:修正的分离式标准

针对我国一元主观标准难以规制诱惑侦查行为的问题,学界提出一元客观标准和主客观并存的二元论标准以期解决。但采取何种审查标准还众说纷纭,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审查标准的优劣并选择出最佳的标准。一元客观标准具有仅局部规制诱惑侦查行为等不可逾越的功能鸿沟。二元论标准可细分为分离式和混合式标准。在将客观标准修正为“诱惑侦查行为是否正当”后,分离式标准在认定非法诱惑侦查范围的全面性、保障人权的充分性、归责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清晰性、实现制裁措施与诱惑侦查行为非法程度的相称性上,具有混合式标准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应选择修正后的分离式标准。

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法律与实务分析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令第16号,以下简称《审查规则》)。《审查规则》是具体领域和行业性公平竞争审查的首部部门规章,其立法目的是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审查规则》有针对性地从七个方面列明了44项审查标准。其中,保障招标人自主权的审查标准共16项,保障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审查标准共28项。公平竞争审查既要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也要尊重和保障招标人的自主权。笔者就如何理解和适用审查标准进行法律与实务分析。

外资安全审查标准:缺憾、价值取向与进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域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框架下审查标准的设置存在过于抽象而欠缺可操作性、实质涵盖范围有限、参考因素列举不完备、与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规则不协调等问题。完善审查标准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公共利益为原则,把握“严而细”的立法要求;可细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审查因素的规定,将“产业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纳入安全审查标准之内,同时应当增强与反垄断法审查标准的协调性,以收公正、安全、高效利用外资之效。

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体系研究:差异化审查标准的设置——以机构能力为视角

目前,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体系已经具备多元共治的基本形态,但由于审查要求不可及、审查标准同质化等制度缺陷的存在,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人大“备而不审”、法院规避审查、行政内部审查虚置等制度失灵的现象。究其根本,在于对机构能力有限性和差异性的忽视。因此,可根据主体权力分工和职能特点的差别,在合法性审查的共性要求之下,设置差异化的审查标准和监督重点,形成多元主体审查职责的合理分工,为衔接机制的建构和功能性整合的实现提供前提性的制度支持。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标准化研究

检察机关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在实际办案中发挥着重要的科技支持作用。随着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专门审查工作规定、专业工作细则、专门审查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技术规范的出台,检察机关专门审查工作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当前专门审查工作尚存在办案需求与技术供给融合效果不够,专门审查技术标准不健全、专门审查意见定位模糊等问题。为规范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应当统一专门审查工作标准,构建审查标准化模式,加大专门审查标准化工作应用研究,进一步提升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质效。

看守所场域中被羁押者通信的审查标准

建构看守所场域中被羁押者与外界通信的审查标准是推动被羁押者通信权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条件。该审查标准建构需要考虑现行规范及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内在约束因素,它由实质性标准、操作性标准、形式性标准三部分构成。实质性标准为被羁押者与外界通信的内容应依双方的法律关系确定。操作性标准厘定了审查通信需要把握案件事实,妨碍侦查、起诉、审判,通信对象与通信禁止对象竞合的行动选择,通信的审查频率,看守所安全等内容。形式性标准明确了辩护律师向被羁押者发出的信件采用“拆而不阅”并抖动的方式,被羁押者向辩护律师发出的信件采用拆阅且仅审查是否妨碍看守所安全的内容;被羁押者与一般辩护人、近亲属、有信誉的朋友、一般亲属的通信采用拆阅的审查方式。

我国采光权诉讼司法审查标准刍议

采光权行政诉讼具有证据技术性、专业性强,法律法规内容冲突,法定程序缺失,自由裁量空间大等特性,使法院在运用既有司法审查标准过程中产生困惑。对此,应坚持区分类别的司法审查标准,即对于事实问题,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一般情况下尊重行政部门依据技术标准做出的事实认定;对于法律问题,采用正确性审查标准,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用了无效或错误的技术标准;对于程序问题,采用正当程序审查标准,确保当事人采光权得到充分救济。

论我国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针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标准存在的缺陷,认为比例适当标准是合理性审查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审查标准发展的共同趋势,适应现代行政法治的潮流,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

保障措施领域DSB的审查标准问题探析

WTO裁判机构的审查标准由于涉及国际裁判机构与各国主管当局的权限划分,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意义。审查标准并不仅仅是程序问题,它涉及WTO相关协议中的实体内容,因而不同的领域就会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就保障措施领域而言,除DSU第11条外,《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也是审查标准的法律基础;除了贯穿整个审查程序的一般标准以外,保障措施的一些实体要件也有其各自具体的审查标准。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逐渐发展出的审查标准并没有给各国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剖析保障措施领域当前审查标准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使各国正确认识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能动性,面对未来的挑战采取正确的立场和应对措施。

公司登记合法性与司法审查标准之重构

根据我国公司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方面的法律规范,公司登记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对申请材料真实性的审查标准与法院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对申请材料真实性的审查标准不尽相同,因而公司登记机关已经尽到法定审查义务的公司登记行为,往往被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或者主要事实不清为由予以撤销。这说明我国公司登记合法性审查的司法标准存在严重缺陷,需要正确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重构:分离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与撤销公司登记之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坚持民事诉讼优先。

我国公司登记审查的法律原则:新折衷审查标准——基于规范分析的实证视角

从现有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我国公司登记的审查原则是新折衷审查标准。新折衷审查标准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原则上承担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特定情形下承担实质审查的义务。形式审查义务要求公司登记机关承担审查申请材料"数量上的形式"、"时间上的形式"、"内容上的形式"和"形式上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实质审查义务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基于对申请材料的合理怀疑,裁量决定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以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刑事和解“反悔”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兼议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标准

刑事和解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协议后反悔的情况,此时如何发现当事人达成和解的真实意思表示,成为司法机关具体认定原有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及其履行行为的关键,由此延伸出司法机关审查刑事和解协议的一般标准,具体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和解的后果是否"明知"、对事实的认知是否同一、加害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并真诚悔过、协议的达成是否基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自愿、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是否体现加害人的悔罪意思、和解协议是否注意关注了被害人的精神需要等。

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审查标准探析

从声音商标显著性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声音商标审查标准,并结合域外规定探析了我国声音商标审查原则和相关依据;提出了以现有审查标准为基础,增加整体认定原则、在不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和排他性持续使用时间的基础上,引入相关公众认知、广告宣传、动态创新性作为声音商标显著性审查的依据。

被滥用的“滥用职权”--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学界通说认为,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其涵义是滥用裁量权。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这一学理观点。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程序要件的判定中,法官普遍使用了滥用职权标准。甚至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还将其泛化理解为"违法"。滥用职权标准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根源在于该标准本身存在缺陷。一方面,它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一;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又极易与其日常涵义发生混同。为克服上述缺陷,应将滥用职权标准修改为"滥用裁量权"。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53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然而,审查标准的阙如却为法院的适用带来了巨大难题。从538份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中可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方面,法院主要审查的是制定主体的身份和权限;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方面,重点环节的审查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在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方面,法院主要从依据性、一致性和抵触性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为了避免审查标准的不清晰而造成法院裁判的"同案不同判",未来的制度完善应尽量考虑建立体系化的审查标准。具体的完善方案可采取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或者更理想的是在以后修法中进行补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制定统一的审查标准对于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结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可接受性都会有莫大裨益。

浅析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审查标准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对于预防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止损作用,而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审查标准是颁发诉前禁令的关键,会对受害人的权利保障造成直接影响,如何科学界定其内容,更好适用于司法实践,是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