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困境及其价值重现——以审查起诉为视角

当前刑事速裁程序适用呈现各地适用率不均衡、办案时间较长、适用潜力未充分释放等问题,这导致这一程序在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方面的价值被削弱。这主要是司法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比较制度优势不明显、配套机制不完善及工作中存在认识偏差所致。为充分发挥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价值,应正确认识考核、司法亲历性等与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的关系、切实减轻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工作量并完善公检协作配合、专门办案组织建设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提升等相关配套工作制度。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权的现状及其完善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比侦查阶段更充分的辩护权,但仍存在某些不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都不重视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使起诉阶段的辩护作用难以真正发挥的现象.因此,笔者试就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现状及其完善作一探究.……

移送审查起诉后职务犯罪监察证据配套适用规则研究

2018年《监察法》第33条概括性地规定了监察证据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依据,但并未严格区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这两类情形。囿于“法法衔接”存在程序性质差异,监察证据移送起诉后的转换规则不同于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证据转换。为避免诉讼回转,监察证据仍应合乎实质性审查的基本要求,其与侦查、审查批捕和提起公诉的取证标准应保持一致。监察证据的实质性审查可借鉴大陆法系的检察官客观义务,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证据的实质审查应从取证规范、证据资格和证据排除等方面形成必要的司法规制。在移送审查起诉前,职务犯罪监察证据应通过监察内部的案件审理监督实现证据筛查效果。围绕非法证据排除、意见证据、传闻证据和补强证据等传统规则,未来立法应建构监察证据转换刑事证据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审查起诉环节中刑事撤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际中,审查起诉环节中刑事撤案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处理模式,但是在理论上研究不够深入,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的随意性、撤案不当、撤案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刑事撤案程序的运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刑事撤案制度中存在的"法外司法"等打擦边球的隐性司法的做法,进一步明确撤案的运行程序、监督程序、救济程序,建立起完善的刑事撤案制度,对刑事撤案进行规范,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监委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需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监察资源、集中履行对公权力的监督职能,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产生的重要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那么监委会移送的案件是否需要审查起诉?文章认为,从立法程式、公诉职能实质化、人权保障、证据等因素考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能够有效保障检察监督职能,因此监委会移送的案件应当先审查后起诉。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的审查起诉改革进路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它的推进必然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带来深刻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当前的审查起诉工作存在理念偏差、角色定位不准、核心公诉能力不足、不合理考评制度掣肘的突出问题,因此改革的进路可以按照问题导向的思路,通过转变公诉司法理念、调整角色定位、提升核心公诉能力、破除不合理考评制度来推进。

审查起诉与侦查、审判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审查起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对刑事侦查和审判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 ,就是对侦查阶段所作出的结论———起诉意见进行审查 ,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或退回补充侦查 ;启后 ,就是提起公诉 。

公诉审查略式程序研究——省略我国审查起诉程序的思考

公诉审查程序以防止无根据的追诉和审判 ,防止国家公诉权滥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为要。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因此各国都规定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省略公诉审查程序。目前我国任何案件进入审判程序都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因此 ,应当规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 ,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同意简化公诉审查程序的 ,经检察机关同意 ,可以省略审查起诉程序。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集资犯罪的法理与实务探讨

由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检察机关在对此类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遭遇了来自法理及实务方面的各种问题。如何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相关的实务操作,解开法律适用的困惑?从法理角度上看,应当准确界定非法集资及相关问题,明确追究中介人刑事责任范畴,正确区分集资诈骗、民间贷款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审查起诉相关操作实务的完善应从明确引导侦查的定位与关键入手,借助引导侦查夯实审查起诉的基础,抓好审查起诉工作的重点环节,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中立定位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

在审查起诉阶段,无论是在审查侦查卷宗还是决定诉或不诉的活动中,检察官均应处于中立地位,恪守客观义务。"检察一体"原则衍生的内部指令、检察官人事管理的属地性产生的外部干预、不同诉讼职能引发的心理冲突、审查起诉阶段的特点等,都对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保持中立定位产生影响。可以通过程序微调与机制创新来保障检察官审查起诉的中立性,具体包括限制内部指令的范围与方式,对审查起诉程序进行必要的诉讼化改造,强化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效能,试行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相分离的办案机制等改革措施。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中国特色为视角

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兼顾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三机关"的关系及刑事庭审程序局限性的要求,强调"三机关"的职权排除及审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面临非法证据排除基点亟待矫正、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缺乏明确的实践指向性、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独立、严格的非法证据证明机制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效果异化等问题。未来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及实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以证据能力为核心,强化审前排除;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标准,实现非法证据范围认定的程序转向;对存在重大争议的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应确立独立的听证程序;诉权启动与职权启动并举,强化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推进非法证据证明的实质化;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效果的异化。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审查起诉工作改革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审视现行审查起诉工作,存在着不愿意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带病"举证;证据不够充分,勉强起诉;撤诉后以原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甚至变更管辖后重新起诉;不全面移送证据材料,将有利被告人的证据隐匿不送等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依据审判的要求和标准审查案件事实证据;以审判的思维决定是否起诉;全面收集和移送证据材料;避免就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与法院提前沟通;客观公正作出无罪不起诉决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审查起诉工作改革,检察机关还必须转变理念,确立当事人角色意识;调整关系,支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破除陈规,改革审查起诉工作考评机制。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贯彻

当前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问题,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权。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情况进行刑事诉讼监督,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尝试探讨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以期实现案件办理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刑事审查起诉程序功能的重构

我国审查起诉程序的功能体现在侦查、案件处理与程序自治等多方面,但各项功能均存在问题。侦查补正功能与其他功能相冲突;制约审判功能相对于案件分流与程序分流功能过于强势;程序本位功能中只突出了证据的收集,其他功能都没有发挥的空间。这些都不利于刑事程序目标的实现。以通过程序正当化权力为路径,中国的审查起诉程序功能应确立为监督侦查、制衡审判与正当化公诉权三个方面,同时应对相关程序进行改造。

审查起诉制度刍议

文章通过对起诉条件和立案要求的分析 ,剖析了审查起诉内容的实体法律性质 ,在比较国外民事起诉制度的基础上 ,对我国审查起诉制度进行了深刻地理性反思 ,并指出 ,现行审查起诉制度缺少正当性和合理性 。

新审查起诉程序实践运行状况研究——以山东省J县为样本

审查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实现公诉职能的一项准备工作;是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必要保障。新审查起诉程序自2013年1月1日起已实施两年多,其实践运行状况基本上得到落实,但仍然存在退回补充侦查使用率偏高、考核制度制约法律有效实施、羁押必要性审查立法缺失、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率偏低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补充侦查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高司法队伍建设等手段进行解决。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中的侦诉、诉辩、诉审关系重构——兼论审查起诉的职能定位

刑事司法实践中,流水作业的侦诉关系、简单对抗的诉辩关系、不适当地强调诉讼监督的诉审关系,是形成侦查中心主义诉讼结构的机制原因。遵循诉讼规律,立足于审查起诉职能的正确定位,构建监督过滤的侦诉关系、理性抗辩的诉辩关系、维护庭审中心的诉审关系,有助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