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诉讼化问题研究——以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为例

在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审查逮捕诉讼化构建应当突出"侦辩"双方的对抗,在居中听取侦、辩意见后,客观公正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诉讼化应厘清参与主体、案件范围、审查内容、侦辩有效参与等问题,其参与主体、案件范围应严格控制。诉讼化应坚持"全面审查"原则,诉讼程序应当简化。

我国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实现路径探析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我国现行的审查逮捕程序某种程度上是检察机关一种书面化、行政化的单方职权行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逮捕程序中缺乏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渠道,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构建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的基本途径,包括在审查批捕阶段积极听取律师意见,引入听证制度,明确犯罪嫌疑人批捕后的救济制度,以期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有所裨益。

多层次诉讼式审查逮捕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公正性,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一项特殊的司法审查活动,应当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对审查批准逮捕的规定。文章通过探究多层次诉讼式审查基本机制的内涵及理论、法律依据,结合域外国家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的实践,提出凸显开放性、亲历性、诉辩性、可救济性的多层次样态的审查逮捕诉讼化新模式。

逮捕制度再改革的法释义学解读

在我国,面对逮捕条件难以把握、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造难获实质性突破、短期内难以通过修法对逮捕制度进行根本变革的复杂情势,逮捕制度再改革应超越过度依赖立法式刑事司法改革的思维定势,寻求借助法释义学开拓改革空间。通过宪法维度的法释义学分析,实现逮捕由强制措施到基本权干预的转换,这不仅能为逮捕条件的再解释提供理念支持,而且有助于证成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造的正当性;运用法释义学思维,可以对逮捕三要件进行阶层化重构,建构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的证明对象体系,并重新厘定证明标准。

刑事检察制度改革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检察机关探索和试点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检察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中,对于介入的案件类型范围、主要职责和介入方式加以创新;但部分地区提前介入侦查案件数量比重仍然较小,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并且介入效果不明显。在公安派出所侦查活动监督中,探索出派驻检察官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巡查、集中监督等模式;但也存在信息共享不畅、监督刚性不强、监督力量欠缺、工作规范不足等问题。在审查批准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造中,对于公开审查的案件范围和具体程序设置加以明确,但部分检察官掌控听证的能力需要提升,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配合不足,侦查秘密与听证审查的关系有待平衡。在公诉因应庭审实质化的改革中,以强化客观性证据审查、参与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问题并整理争点,保障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为主要举措,但实践中片面依赖口供的现象仍然存在,庭前会议制度在实践中面临诸多争议,证人出庭率仍然不高。在检察环节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部分地区建立了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一体的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行案件分类、人员分组,在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同时,调动被追诉人及办案人员积极性;但部分检察机关在试点中一味求"快",却忽视了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基础,并且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效力需要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