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医药生物领域审查阶段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的建立与验证

专利价值评估体系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专利价值进行量化的过程,是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的基础和前提。现有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大多缺乏领域特色,不利于审查员在专利审查的同时快速、准确地筛选出高价值专利。本文基于专利审查员在审查实践中的体会,综合考虑医药生物领域的特殊需求和审查实践中遇到的领域特色问题,依托现有的文献、书籍及网络资料,从“领域特色”和“审查相适”两个角度选取和改进评估指标,最终建立起适用于医药生物领域审查阶段的特有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利用该体系对生物药授权案例进行验证的结果表明,通过本体系能够帮助医药生物领域审查员有效地挖掘高价值专利,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GB/T 27512-2011的管道设计审查阶段风险评估

管道设计审查阶段的风险评估,可使管道在建设初期消除一些安全隐患,预估后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做好预警措施和方案。通过管道风险评估规范分析对比,介绍现有国家法规对城镇燃气管道设计审查阶段风险评估的规定,通过实际工程应用,基于GB/T 27512-2011《埋地钢质管道风险评估方法》分别对管道的失效可能性(包括设计控制、施工控制、第三方破坏控制、腐蚀控制)以及管道的失效后果进行风险评估,最终获得该管道在设计审查阶段的风险值和风险等级,同时根据各因素分值分布情况对管道设计施工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保障管道的安全运行。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权的现状及其完善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比侦查阶段更充分的辩护权,但仍存在某些不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都不重视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使起诉阶段的辩护作用难以真正发挥的现象.因此,笔者试就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现状及其完善作一探究.……

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这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支撑。基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可将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从这两种模式的理论分析以及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审视,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从而实现检察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科学回归。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审查逮捕阶段讯问问题及其破解

在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存在着诸多问题,在隐性方面主要表现为角色定位混乱、讯问能力不足、讯问技巧缺乏;在显性方面主要表现为笔录制作不规范、语言运用不科学、证据展示不恰当。使得逮捕阶段的讯问并没有收到法律制度所预期的效果,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检察官科学定位自身角色、精心准备讯问前期工作、规范讯问过程中的用语,以及恰当运用讯问技巧予以破解。

刍议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公诉阶段的具体实施,是检察机关有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但司法实践中,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却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弥补和完善。针对公诉工作中亟待加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趋势,应力求在范围明确、程序规制、优先保障等方面进行建制,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扩大法律援助对象范围、针对特定人员优先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论刑事和解制度——以审查起诉阶段为视角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一项新兴的刑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是对现行刑事司法制度的有益补充，而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是对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本文通过分析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问题，探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设计过程中的问题，以期促进刑事和解的发展。

从审查起诉阶段起赋予沉默权之可行性研究

沉默权在中国刑事诉讼的确立只是时日的问题。在我国宜从审查起诉阶段起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因其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渐进型立法的一贯思路 ,也符合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要求 ,且已具备基本的实施条件。在此基础上 ,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与沉默权配套措施的制定。

审查起诉阶段施行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由于这一制度在基层人民检察院正式实施至今只有两年多的时间,需要在早期实践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理解该制度,研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笔者就现阶段刑事和解制度在上海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实践及其问题进行了调查,总结了性质问题、检察人员具体做法的问题以及决定权问题这三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对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施行提出建议和意见,以求刑事和解制度更好地在现实中运行。

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相较于刑事诉讼的其他阶段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言具有最佳效果,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侦查机关难被监督、辩护律师有心无力、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的问题。作为应对,应从推进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建立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有限制地介入调查取证机制、增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三个方面完善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求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相对完善的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

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调解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调解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重要内容,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调解时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在审查起诉阶段推动刑事调解工作值得探究。

浅议审查逮捕阶段证据的审查判断及运用

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适用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障,还关系到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逮捕适用的前提就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关键就是对证据的审查,但在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还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本文就从此角度出发探讨下审查逮捕阶段证据的审查运用问题。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刑诉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在司法实践中,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挑战主要有:非法证据界定存在难点,非法证据调查机制不健全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完善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机制,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层次,准确界定非法证据;完善法律调查机制,强化非法证据的调查能力;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观念,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论审查起诉阶段鉴定意见的审查

鉴定意见是新刑诉法规定的一种单独证据种类。鉴定意见专业性、意见性和法律性的特性、在证据链中的关键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审查,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或认定事实的根据。公诉人员应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前者包括鉴定意见规范性审查和鉴定主体资格审查,后者包括送检材料的客观性审查、鉴定原理的可靠性审查和鉴定结论推出过程的审查。在目前的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存在着唯"鉴"是从、审查不细致等问题。做好鉴定意见审查工作,需要公诉人员转变理念,拓展与提升专业知识,需要检察技术部门做好协助工作。

审查起诉阶段证据开示制度探析

修订后的刑诉法正式确立了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基本精神,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检察机关应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前程序主导作用,结合司法实践需要,构建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开示制度。应确立依法、双向、不对等及公共权益豁免的开示基本原则,依法确定开示范围、主体,设置科学合理的开示程序、保障制裁措施,将法律精神落到实处,更好平衡控辩关系,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

论我国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制度之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诉法已规定辩护律师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关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则受到诸多限制。笔者辨析《刑诉法》第三十六条等规定,指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中的不充分、过于严苛等缺陷,并提出完善我国辩护制度之建议,使我国辩护制度能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角度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机制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