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现代性与审美——都市现代人的精神栖居及其生态反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德莱尔、齐美尔和克拉考尔描述了巴黎和柏林的现代性都市体验。在现代性社会中,货币文化的发展使都市一方面被赋予理性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情感生存的异化,并催生了各种夸张的个性主义。现代人的夸张个性既体现了现代人的审美冷漠心态,也隐藏着对工具理性的拒绝和审美救赎情结。剖析西方自现代性以降的都市精神的生存状态,挖掘现代人都市生存的情感质态,可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及其生存逻辑,进而促使现代人从迷雾中清醒,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为惠爱的“审美”

西方美学玄默静观的传统和康德提出的非功利性的自由愉悦,会导致"审美冷漠"的发生。审美应当是一种预设着"惠爱"的观看方式。在审美和赞同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惠爱是审美行为的前提,它唤醒认同性的情感以及"美的灵魂",惠爱是自由之爱,但惠爱并不脱离审美对象,在以惠爱为前提的审美观看中,包含着一种"成物"的状态与期待,是以"怜物"之心欣赏与期待着对象的"尽性"与"天成",从而达到对对象之存在的肯定。应当以建立在惠爱上的审美观来克服审美冷漠。

论王尔德的审美原教旨主义

本文采用康德美学与"文学体制"概念(彼得.比格尔)的双重视角审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王尔德以艺术的名义向资本主义发起批判,但其理论关切只局限于个体的自我实现,从而使艺术成为"艺术之镜",成为审美乌托邦和审美个人主义的话语。而这一话语不仅远离了康德美学的命意,也是文学体制的共谋。王尔德以"谎言"和"面具"标示装饰性的美,进而将之视为根本的世界观,美从而统治了道德,美学成为美学的伦理学。因而,审美不涉利害与关切这一美学律令便成为实践律令,冷漠也成为主体的伦理姿态。就此而言,《道连.葛雷的画像》和《莎乐美》展现的并不是非道德的图景,而是唯美主义的伦理学图景,而冷漠与冷酷就是这一图景的底色。基于以上理由,本文主张以"审美原教旨主义"(aesthetic fundam entalism)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加以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