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审美和艺术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审美治理将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活动,织入"治理"隐秘而精妙的机制之中,它并非完全被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规制,而只是"编织"。审美治理作为一种斡旋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基本层面的活动,其内在的机理在于主体自身的革命。随着感知结构的溶解与习性的变迁,治理在改变人的机械性和本能性中真正地运转起来,它旨在给予一种新的审美配方,重构人的感知结构,从而搅拌出一个新的感觉共同体。在此意义上,审美不再局囿于艺术作品及其活动,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感知经验。

跨媒介性·审美治理性·审美资本化:“刘三姐”形象的生成机制

"刘三姐"形象的生成机制与跨媒介性、审美治理性与审美资本化紧密相关。在历史与当下的跨媒介实践中,"刘三姐"形象经历了从"华南地区性"到"广西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政策、经济、文化的影响又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性和阶级属性,保留了更具普遍性的美丽善歌的壮族女子形象特点。"刘三姐"形象在博物馆等当代记忆空间营造、听觉艺术实践等塑造了一种建基于"地方感"的审美认同、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体现了审美治理的逻辑。在其形象的审美商品化与资本化过程中,在视觉经济体验以及旅游的"地点神话"中参与重组了地方感和意义的生成,在介入式、参与式、互动式的模式建立与体验对象之间的感性联系。

从美学革命到审美治理:美学的社会学转向和当代批评的现实介入力量

'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提出的重要观点,极大程度地削弱了社会力量的尖锐对抗,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巧妙地应对当下现实问题的策略。在审美治理的思想中,审美和艺术以一种有异于自身的'表象'形式参与了社会和感知经验的历史形构。而当代美学语境益加复杂,网络时代的到来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和批评空间,互联网的共享和互动机制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视听方式、情感结构和审美体验。当代文化和艺术在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方面的多元性、流动性和叠合性,决定了批评的阐释功能在引领当代审美话语转型,促成当代情感结构的重塑,以及形成文化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理论语境中,批评与美学呈现出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最终使当代批评作为一种审美治理的策略,成为介入现实的治理力量。这不仅让我们认识到批评的功能将成为未来理论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的发展趋势,对当代审美教育和批评的不断边缘化起到一定的纠偏和弥补作用,而且对如何实践社会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审美治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转向探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系统,在原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美学话语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着重发展建设性的话语系统。审美治理话语的研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性发展的基本维度。审美治理是后康德主义美学语境中审美政治转向的产物,其立足于生命政治思想,充分开掘传统马克思主义审美改变世界的理念,以新的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政治功能。以审美制度、习性、情感结构等核心概念为中心,审美治理构成了一套完善的话语概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实践功能。

当代审美治理的路径探究:以文化政策为视角

审美治理是社会实现自由治理的重要途径。在当代社会,审美治理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态势,而文化政策则在审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提供了一条理想通往现实的可行道路。文化政策内含着审美治理的核心思想,通过政策在特定的时空中将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化重新整合组织,并以知识分子具有社会影响的权威性话语权利,使文化资源在特定的审美时空中生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政策维护现代社会的审美制度、审美法则,建构系统的美的思想制度与审美的生活制度。

潮汕英歌舞的审美资本化与审美治理性研究

潮汕英歌舞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其历史底蕴和文化意蕴成为潮汕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在当代语境中审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感性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潮汕英歌舞在当代演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强调以“审美”为核心,通过艺术创意方式与体验经济手段实现审美资本化,以及通过博物馆或文化馆等视听空间以“物件”召唤记忆,以记忆的存续与延展去实现审美治理功能。

试论主流媒体的网络审美治理功能

当下的网络传媒文化参差多态、丰富多元,但审美格调整体上有待提高。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主流媒体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公共决策的参与主体之一,承担着包括审美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责任,其进行网络审美治理的有效路径包括感染、批评、示范等。但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主流媒体的审美治理实践仍显被动,存在主体缺位、参与滞后等问题。在理解网络习性的基础上,主流媒体应当以个体化的姿态参与网络互动,以视频化的形式带动受众沉浸,从而扩大网络声量,实现审美净化,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审美治理批判

随着大数据对社会的全面掌控,当代资本主义以数字化的审美治理对人们进行感性操控,使个人受消费主义逻辑的控制却不自知。数字化“平滑美学”使个人沉浸在虚假的自我认同中,导致共同体陷入危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审美异化的根源是“美学权力”资本化,资本的“恶无限”导向了一种“坏崇高”。通过社会革命解除生产力的资产阶级限制,不仅具有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也是对资本“美学权力”社会性重构。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使得某些形式的艺术之美失去了它的现实基础,使其只能永远作为历史上的不可企及的范本而存在,但在社会中为生产出人的存在之美开辟了道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感性解放和人的多方面潜能的发挥,表明生产力和美学权力获得了内在统一性。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新视域:审美政治批判的要义阐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与审美资本主义阶段,这使当代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批判愈加凸显。当代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批判何以可能?究其实质,乃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批判具有美学的政治向度与政治的美学向度这双重意蕴:审美既含育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又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软策略,且二者之间构成美学的“否定辩证法”。当代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批判以身体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对象,集中批判了审美、消费与资本共谋中的感性身体宰制,审美与意识形态合谋中的意识形态操纵。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身心双重宰制所导致的异化,并鉴于现实条件下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条进路难以实现,于是,当代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批判提出了一种审美治理方略。藉此,审美渗透到社会革命之中,成为个体解放与社会变革的柔性力量,但仅是批判修补而非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审美治理与增量变革——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功能拓展

新时代以来,文艺评论得到空前重视,在制度上、学科上获得了发展红利,同时也面临着参与审美治理、提升大众审美风尚的功能拓展。作者认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理应抓住机遇,从新的文艺实践特别是网络文艺发展中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增量变革,加快理论迭代步伐,发掘网络文艺的美学内涵,凝练新的理论概念,更好地履行"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职责。

美国公共艺术的制度分析:一个审美治理视角

本文试图跳出对美国公共艺术制度的线性研究,讨论公共艺术行为主体(政府、企业、艺术家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这些主体间的关系是如何内化、转化成具体的制度和规范,最终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对象。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治理,在国家规范性建构和公民的个体塑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色旅游的审美治理路向

红色旅游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的治理理念,在行政指引和资本运作的合力下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不同于其他旅游类型,红色旅游更为注重旅游审美环境的营造,通过借助物质实体的苦难叙事唤起旅游者的历史记忆,重塑其情感结构以获得社会认同,最终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共赢。作为审美治理的一种社会实践,红色旅游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统摄进一个活动层面,通过重新配置个人主体的感性经验达到理性认识。从审美治理的理论逻辑来看,更新文化管理模式、强化审美要素、遵循"美的规律"的原则将是红色旅游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向。

思维变革与制度创新——杭州市民主治理的特点及其启示

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民主治理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杭州市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这就是强调"思维变革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执政为民"和"服务至上";第二,多元融通与"合力创生";第三,"以人为本"与审美治理。"服务至上"也就彻底改变了行政化领导的高高在上,"合力创生"能最大化、最科学有效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创造性,"审美治理"能提升人的品质、避免陷入"经济至上"的误区。总之,杭州市的民主治理与中央和国家的精神相一致,又充分发挥自己的地方特点,还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

批判与治理——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两条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历史中,批判理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推动了理论体系的有序演进,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性话语系统。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长期忽视的治理话语系统开始慢慢进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作为文化治理体系核心部分的审美治理,亦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另一个生长点,展现出值得深入开掘的空间。从整体上看,审美批判和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二者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依赖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必须同时包含二者,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建设性理论的话语系统。

大众听觉审美感知的塑造与解放研究——以盐城城市声音景观构建为例

大众审美感知的政治、文化、经济潜力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以听觉审美目光,跟踪世界自然遗产城市——盐城的声音景观构建实践,归纳其声音元素开发利用的实践和不足,建议以“打造国内听觉名片标杆,增厚城市文化底蕴”为目标,系统整理盐城红色文化、湿地文化、海盐文化以及四大主导产业背后的声音元素,将不同领域的审美经验整合到听觉领域中,重塑大众听觉审美感知,从听觉/声音角度赋能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影响力,实现美政与美学经济的充分融合。

消费时代审美问题的新探索——《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评析

作为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审美描述的是人与世界特别是人与社会和自然所形成的某种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是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有情感的。《消费时代的审美救赎》一书中,基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辨析能力,作者从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入手,对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揭示和剖析,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艺术介入:艺术乡建中的“阈限”--兼论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性

艺术介入是“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新模式”的重要标志。艺术介入的旨趣在于感性重新分配与审美经验的异质同构,从而使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微妙的治理术融入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之中。在通往新乡村共同体的建构仪式中,艺术乡建目前仍处于阈限阶段。其中,“生态性”“治理性”和“美好生活”的融合是艺术乡建交融性愿景得以显现的前提条件,“艺术”“乡村”“建设”的意义都将在此阈限中再生产。审美人类学在当代叠合性语境中发掘和阐释审美文化新质的尝试以及对于意识形态幻象的反凝视,有助于探讨和厘清艺术乡建中的主体性之辨、原真性之辨以及共同体之辨等议题,从而避免“阈限失效”,并对艺术乡建的未来进行新的展望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下的戏剧审美功能探析:以彩调剧《刘三姐》和《新刘三姐》为例

20世纪60年代,彩调剧《刘三姐》在全国取得的影响力非同凡响,至今仍然是个经典。《新刘三姐》是在延续“刘三姐”这个人物符号新创编的剧目,自2019年9月首演至今,连续参加了上海的“艺起前行”、北京国家大剧院、2021年元旦戏曲晚会的演出,社会反响热烈。两个“刘三姐”剧目虽然创演的时代语境及内容不同,但在审美表达及功能方面却有相似之处。以《刘三姐》和《新刘三姐》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审美批判和治理两个维度分析彩调艺术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功能。尤其是在大众审美化的今天,借鉴《刘三姐》和《新刘三姐》审美经验,我们可以找到新时代传统戏剧照见现实、进入现代化视角,通过类似剧目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审美制度,实现主体塑造的效果,并通过大众日常生活、情感结构的浸染逐渐建构起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主体和情感共同体的塑造提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