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制与音乐审美自律性的相互作用

西方音乐的社会建制可以从教堂音乐和音乐会讲起；中国音乐的社会建制最早的应该是西周时期推出的“礼乐制度”，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礼乐制度，使音乐成为礼制的附庸。在结构性历史中社会建制与音乐的审美自律性相互影响，社会建制与音乐作品共存的同时，与其审美自律性的产生却有可能是非同时的，在这种非同时性的同时性状态下，社会建制也可以与音乐审美自律性在新的环境中发生关联并出现新的发展。

对“恶名昭彰”的审美自律性的再反思:从“精致的野蛮主义”到历史事实

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界形成了反审美自律潮流。在反审美自律潮流下的众多著名学者,如希奥多·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苏珊娜·麦克拉里(Suzanne McClary)以及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等等,纷纷提倡通过社会文化来理解音乐活动,使得以审美自律性为基础的音乐史学变得式微。中国学者顺应了反审美自律潮流,他们在撰写西方音乐史时同样着重于展现音乐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音乐史是音乐的历史,音乐作品的审美自律性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因素,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曾围绕如何保持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和审美艺术之间的平衡问题展开过大量讨论。如今,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同样遇到了如何平衡审美和文化的问题。本文以达尔豪斯和利奥·特雷特勒(Leo Treitler)的音乐史观为基础,并以王晡和塔鲁斯金的音乐史著作为分析文本,探讨审美自律性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撰写音乐史时不应执着于用“文化的”或者“审美的”方法去统一全书的叙述,而是应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联系时,书写应当淡化审美自律的方面。反之,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审美自律性时,书写应当淡化社会文化的方面。本文希望通过对审美自律性地位的重新思考,来唤起人们对作品本身的重新关注,并为未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提供新的思路。

康德美学审美自律对中国美学的当代价值

审美自律性作为西方现代美学的核心概念,其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在康德的基础上同时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审美自律的观念从主观审美态度到客观的审美形式等不同层面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在二十世纪达到了一种理论自觉。真正在哲学意义上给予美学以独立地位的是康德。康德审美无利害性对中国美学产生巨大影响并至今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重构有重要意义。李泽厚先生在批判继承康德美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人类本体论美学”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体论转向、审美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其中审美论转向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审美反映论、审美情感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价值论转向则体现在两个层面:实践价值论和审美自由论。

自律与形式:看待现代主义的一种角度

艺术的自律性原则使得艺术具备了独特的审美领域和内在标准 ,并将现代艺术从社会实践和自然法则中彻底解放出来。“形式”是艺术最内在的构成和艺术特有的审美表达 ,现代艺术日益进入纯形式的试验和革新 ,现代主义美学也将形式上升到艺术本体的地位。对审美自律性的认可 ,并不意味着取消艺术的社会—伦理功能 ,而是要通过更为辩证的方法来理解艺术的批判价值。尽管现代主义艺术精巧的形式特征正逐渐走向体制化和程式化 ,甚至成为大众文化仿效的对象并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效益 ,但是它在强调艺术自身的规律时仍然可以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无法完成的现代性:审美救赎理想的消解与时代终结

现代西方学者韦伯提出审美救赎的概念,它以审美自律性、审美的个体本位以及感性特质来为审美自身划界,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人性造成的侵害,并力求与自由理性一道,共同完成启蒙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在现代审美文化形态中,艺术的审美特性已与文化形态融为一体,从形式上消解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观念、商业标准以及对于大众虚假需求的满足,则宣告了审美救赎理想的时代的终结。

历史·审美·观念:论音乐经典的确立

从历史与美学角度考察,音乐经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一种审美标准、一次观念转型而存在,在其确立过程中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历史、审美、观念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可以发现音乐经典确立背后的历史渊源、审美趣味以及观念变迁。

“怨恨”概念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后期美学思想

后期哈罗德·布鲁姆基于浪漫主义的天才论美学,将尼采和舍勒的“怨恨”概念引入审美批评,旨在批判遭其贬斥为“怨恨学派”的文化研究,抵制文化研究对经典的价值重估与秩序重构。此种精英主义、极端审美自律主义的思想虽存在种种缺陷,却也彰显了当前文学批评和经典论争的症结所在。

略论现代性与郁达夫的文艺思想

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艺界讨论的首要话题。现代作家兼文艺理论家郁达夫从生命创造的艺术冲动、文学的内倾向、文艺美学自律性、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艺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观点,包含着文学现代性的因素。

郁达夫早期文艺观的现代性超越

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艺评论家讨论的首要话题,现代作家兼文艺理论家郁达夫从生命创造的艺术冲动、文学的内倾向、文艺美学自律性、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艺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观点,包含着文学现代性的因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化产业化视阈下的“新型文化媒介人”

当今中国,随着部分经济发达城市进入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事实。＂审美自律性＂的藩篱被打破,艺术从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等殿堂走下神坛,通过大众传媒、新媒体、艺术设计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艺术审美活动已经广泛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主体的＂新型文化媒介人＂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特别是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