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研究路径:一者可以称为"审美诗学",一者可以称为"文化诗学"。前者以个体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风格特征、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以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文学的审美价值等,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后者以审美经验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整体关联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包括文本构成、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在形成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回答"为什么"和"意味着或表征着什么"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审美诗学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所谓"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诗学"则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一种饱含反思性与颠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则"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特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和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来解释,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

构建大众审美诗学的必要性

古典诗学属于精英化诗学,草根大众属于无言的沉默者。当前,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时代审美主潮,当代诗学却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有必要构建大众审美诗学。

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中西审美诗学批判

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中西审美诗学批判余虹“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①阿多诺这一断言被广泛运用，“诗”其如纳粹，在“奥斯维辛”之后被送上了审判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诗与“奥斯维辛”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作为一...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也可以是很简单的。就其复杂来说,我们专门用两部书的篇幅来分别探讨,也未必能够尽其义;就其简单言之,则我们可以说:文化诗学就是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要研究视角的诗学,审美诗学就是以审美为核心或主要研究视角的诗学。无论哪种诗学,其研究对象都是文学现象,包括作家、文本和作品、读者、文学团体、流派以及文学思想、理论与批评实践,等等,否则便不能称之为诗学。

“省略”的诗学审美价值──古典诗词句法特征新探

古典诗词中常有超常的“省略”，从审美角度而言，诗歌语言中的省略与中国水墨画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语法成分的省略并未使诗句的整体语义减损，相反可使诗歌语言产生语义的扩展。因而，在诗学上，“省略”具有独特的诗学审美价值：从语言形式表层而言，可形成语言风格的简约凝练之美；从欣赏心理深层而言，使诗歌产生含蓄想象的艺术之美，拓宽诗意联想的空间，是形成汉语诗意的诗化基因。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传统诗学审美探微

毛泽东诗词古为今用,气势磅礴,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相得益彰,雄词丽句,推陈出新,书法辞赋,独领风骚。本文试从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传统诗学审美角度,探讨其特点和新价值,并从其童年轶事里,追寻其诗词传统诗学审美趣味的形成印迹。

存在与符号的“爱恨纠缠”——童庆炳审美诗学“元话语”建构的符号学阐释

文学审美是童庆炳学术研究的发力点,也是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它的提出与发展是在中国文艺思想现代性进程框架下进行的,是"整体论"和"整体的人"哲学思维下的产物,其主要来源是古今中外的"整体论"思想与20世纪以来系统论、结构主义与格式塔理论。它具有稳定的"元结构",既是结构,又是对结构的超越;其形式意蕴表现为"审美场",它既非单纯的本体,又不是片面的形式,而是两者的结合。童庆炳的"审美诗学"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生存美学的理想与情怀,又与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具有较强对话性。

姜夔诗学的审美探索

姜夔在诗学审美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贡献。他的诗风有江西派的清劲明朗和晚唐绵貌蕴藉的风神。他的诗学审美建树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倡“与古人异”,主张有所创新,建立自己的风格;强调“天籁自鸣”,崇尚自然含蓄;讲究“诗法”,主张诗要“引咏情性”;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以“自然高妙”为至境。

审美之维——童庆炳先生的文艺思想及其时代命题

从"审美特征论"的构想起,"审美性"便成了童庆炳思考文学艺术的理论基点和特色,并由此增生出了一系列的学术命题,构筑起了宏大的"诗学"体系。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在"审美维度"的串联下,童庆炳文艺思想不仅前后交织、肌理相通,还显示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现实性"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还彰显着新时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旨趣和精神追求。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从“天下文明”到“言立而文明”——“文明诗学”引论

中华"文——明"观念本身,就可以成立一种诗学本体论与整全性的诗学理论形态,它比之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与审美诗学,更能契合中国文学的文明与文化特征,具有更强的阐释空间与弹性,更加便利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生成。中华文明传统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秩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价值秩序之所在,就是"文明",就是"中国"。在此前提下,将这种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文而明之"、"明"之以"文",或许就是出自于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学定义,与一个"文明诗学"意义上的文学的标准概念——这可以看成是超出美学的"现代性"视野与审美诗学的眼光,重新讲述的"文学"的故事。

洞见与偏见——《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诗学思想考辨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运用诗学影响的焦虑理论，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分析，对西方文学史上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详实的阐述和比较。本文将集中阐述布鲁姆诗学思想在书中的具体体现以及他对经典标准的厘定，在审视布鲁姆的文学审美批评观的同时，反思当下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间的冲突与共存。

刘禹锡诗论的审美建树

刘禹锡气骨耿介,能诗能文,不仅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散文家,也是一位极有建树的诗学理论家。他在诗歌创作论和欣赏论方面提出了颇具审美价值的理论观点。

在建设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大道上——谈童庆炳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贡献

童庆炳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新时期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成果鲜明地展现出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轨迹,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文体学、创作美学、文化诗学、《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等研究领域均有所开拓和创新;他具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建构了"审美诗学"的审美文艺学新体系,原创性地剖析了"维纳斯的腰带"的奥秘;他与作家之间建立的互为"知音"的关系,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作出了学术贡献。

生命美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

生命美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生命美学的首要贡献是对美学学科本身的反省与思考,在生命美学看来,以审美哲学取代美学意味着关于审美问题的思考从科学范式向人文范式、从知识论向生命论的转换,生命美学直接回归于人类的审美活动,对审美活动意义的哲学阐释就是审美哲学。生命美学的第二个贡献是对审美本体论维度的反省与思考,生命美学关注诗与思的对话,其基本思路是走向审美形而上学,审美形而上学把人类精神、人的审美的存在方式推到了美学的前台,把形而上学的重建作为自己的美学使命,"终极关怀"是审美形而上学的关键词。生命美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对审美价值论维度的反省与思考,生命美学关注诗与人生的对话,在克服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审美救赎诗学,"审美救赎"是审美救赎诗学的关键词。作为审美哲学,生命美学在本体论维度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形而上学取向,在价值论维度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救赎诗学取向,生命美学即审美形而上学+审美救赎诗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命美学要解放思想,更加主动地回到中国传统美学,更加积极地直面西方近现代美学,突出生命美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方案。

论《典论·论文》到《文赋》的美学嬗变

从诗学审美的角度阐述了曹丕《典论·论文》经由魏晋玄学到陆机《文赋》的美学转变过程及其意义。着重强调了从“诗赋欲丽”到“诗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嬗变对于先秦以来所形成的儒家诗学审美观的巨大冲击 ,揭示了它在人的自觉过程中所具有的本体论的审美意义 ,指出了对于艺术形式美的重视和欣赏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艺术自身的发展要求、时代变化的影响和特别是哲学美学思潮发展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与操作路径

"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正是对后者的反拨。如果说审美诗学是"现代性"语境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诗学无疑属于后现代语境。文化诗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出现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三大转向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转向。在操作层面上,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文化诗学大体有三种研究模式:"主体——文化心理研究模式"、"语境化综合研究模式"、"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审美-非审美”文论范式及其效应

“审美-非审美”的二元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范式,其生成、分裂与弥合是近40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此范式是20世纪80年代审美诗学的深层语法,它体现于审美诗学的文学对象论、文学主体论、文学作品论和文学接受论四大理论分部之中。但它的内部存在理论裂隙,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是裂隙在理论层面的最初呈现,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文艺学研究的挑战,凸显、加深了这种裂隙,文化诗学构想则是对其理论裂隙的弥合。此范式仍具有理论价值和阐释潜力,可参照新现实和新观念对其作出必要的改造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