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的焦虑与调适——论郁达夫小说集《沉沦》的“审美辩护”

在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进向中,传统实际上从未退场,"影响的焦虑"常迫使作家运用各种修辞策略为两者的关系作出调适。以此观照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可发现,作品中的大胆暴露与病态描写虽然惊世骇俗,但作者也为之作了精心的"审美辩护"。主人公基督徒般的忏悔,目的在于引导读者进入其可理解与同情的内心世界,为其外在的行为作合乎逻辑的归因。基于此导向叙事,《沉沦》各篇的"审美辩护"构成了一个有机推进的"三部曲":《银灰色的死》主要借助传统家庭伦理为主人公的逾矩行为开脱,《沉沦》篇进一步把主人公个人的"堕落"归因于国家的贫弱,而《南迁》则是对前两篇小说"审美辩护"所留下裂隙的缝合。此外,通过引诗入文,诗歌形而上的玄思及反复性节奏与小说形而下的感抒及持续性节奏形成鲜明的形式落差,后者的情欲与颓废描写由此被前者所净化和升华。"审美辩护"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重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叙事修辞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也可为校正文学批评标准、敞亮作家的精神世界以及重建当下的文学生活提供更为有效的认知方式。

论叙事修辞中的“审美辩护”

小说叙事修辞中的"审美辩护",与法律文件或新闻报道中关于"罪"的叙述不同。小说更偏爱追究主人公隐蔽的情感动因和间接的外因,通过复杂化的叙事揭示导致主人公"罪"的多种原因,从而为主人公争取更多的同情。

无上帝的艺术式生存——论尼采对人生的审美辩护

在传统哲学中,上帝代表了超感性的存在领域,对感性世界进行规定和限制。然而,随着上帝的死亡,只剩下了一个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的世界。在这个缺乏意义与充斥着荒谬本质的世界上,尼采主张用艺术而非真理抑或道德来拯救人的生存,即为人生进行审美辩护。在尼采看来,真理只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权宜之计,道德则在根本上与生命相抵牾。只有艺术可使人生超拔于虚无之上,进而美化人生,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

艺术形而上学:尼采对世界和人生的审美辩护

《悲剧的诞生》落脚于“艺术形而上学”,即通过艺术赋予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为世界和人生作审美的辩护。希腊的典范显示,艺术具有拯救人生的伟大作用。希腊悲剧提示了一种酒神世界观(die dionysische Weltanschauung),启示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去看世界意志,把它想象为一个宇宙艺术家,体验它的永远创造的快乐。为了肯定人生,我们必须把艺术看得比真理更有价值。

“通俗艺术的审美辩护”的批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通俗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美学家们逐渐对其进行了关注并展开了批评。立足于实用主义立场,美国当代著名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对驳斥了英美分析美学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通俗艺术的片面指责,从美学的角度对其价值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本文从理由、立场、内容及目的等几个方面分析批评了舒斯特曼对通俗艺术进行的审美辩护,既肯定了其辩护的积极意义,又揭示了其辩护所存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