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

雍正年间,涂如松在妻子失踪后被诬杀妻,经过数年审理,在死刑就要执行之际,涂妻重现人间。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拟判中对于涂如松杀妻案的构建、修饰和完善的过程。究其原因,司法责任制度的存在使得基层官员倾向于维护自己的错误,上层官员为了规避责任也很少亲提亲审而是不断地指令再审。审转制度实际上存在各级官员的共谋,通过各种信息沟通机制,基层官员在做出拟判前就会征询上司意见,逐层审转难免流于形式。此外,由于缺乏过程史料,省级官员汇报给中央的题本长久以来作为法史研究的基础材料广为使用。而省以下各级官员对于拟判的加工修饰,提醒人们反思档案材料的性质。

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在企业犯罪中的应用及其启示

国家主导的刑事诉讼的方式因其严厉性对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震慑力,然而其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亦不容忽视。美国的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对于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其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统一,然而该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对象不平等、检察官的权力过大等局限性。借鉴美国的立法司法经验,以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为基础,尝试构建企业审前转处制度,从而在发挥制度分流以及制度激励效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发展。

“制造公正”:清代案件审理过程中证据要素的现实功用——以“麻城案”为例进行分析

清代法律体系下对案件承审官员的个人司法能力以及律文的掌握和适用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具体到审理结果方面,则必须要尽可能做到证据齐备,以期实现情理和法理双重标准下所谓“处断平允,勿枉勿纵”的社会效果。不过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证据往往并没有成为获取案情真相的有效媒介,反而成为部分官员用来实现主观判断合理性,表现个人能力水平的工具。其中清代“麻城案”的审理过程,明确了承审官员为消除审转程序下对自己审定结果的必要合理怀疑,往往会选择罔顾事实并有意识地“制造”证据以弥合其中可能导致审定结论发生改变的事实表象,以便于逃避法官责任制下可能因审理不当所承担的必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