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刑事审辩关系:模式的异化与回归

审辩交易和审辩对抗是审辩关系异化的两种样态。前者以"权力寻租"为主要体现,反映法官和律师由法律职业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畸变;后者以"审辩对抗"为指涉对象,体现法官和律师在诉讼角色上的紧张关系。"消费"司法公信力、让现实利益压制法律人共同的正义信仰、司法公开渠道阻塞皆为产生乱象之根源。协同主义诉讼理念强调法官和当事人应互助合作,协同推进诉讼程序的进行。刑事程序中的审辩关系可在回归现行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借鉴该理念,搭建审辩充分沟通与对话的平台,通过法官职权向诉讼弱方的适度倾斜,弥补控辩双方诉讼能力的实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