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从控辩协商走向辩审协商:我国认罪协商制度之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控辩协商为核心来开展本土化构建。通说认为,控辩协商应当成为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关键性环节。然而,借鉴控辩协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非无需论证,改革者对两大法系的协商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控辩协商展开理论上的反思。首先,控辩协商与我国重视职权审查和实质真实的司法传统格格不入;其次,我国刑事司法环境难以支撑控辩协商的开展,控辩双方缺乏足够的协商动力;最后,我国控辩双方的协商能力明显不平等,面对强势的控诉方,辩护方很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相比控辩协商对平等性的依赖,辩审协商更注重通过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来实现协商正义。引入辩审协商,加强司法权的介入和调控,是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未来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