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客体化、反象征和面向他者的真诚:客体派诗学的后现代伦理面相

"客体化"和"真诚"原则的提出反映了客体派诗人对以象征诗学为代表的西方诗学传统及其深层伦理危机的反思和应对。借助创新的客体化形式深挖语言的物质性并遏制移情机制和修辞话语,客体派试图削弱主体意识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统制,重建语言与世界的直接性,以挑战形而上学传统下西方诗学话语的主体意识崇拜及其工具化语言观。这不仅是客体派诗人探索美学创新的需要,更是他们倡导真诚原则的伦理实质。基于特定社会语境及自身的阶级、族裔认同,客体派诗人更早地意识到主体意识崇拜所隐含的对他者的话语暴力,从而意在通过客体化策略探索一套新的话语模式,以建构一种疏离主体意识、尊重他者异质性的真诚表达。

不彻底的左派:威廉斯的城市书写及其对艾略特的诗学挑战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坛,也是"客体派"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客体"诗学并不排斥结构、形式的作用,但却反对把描写对象塑造为某种特定的象征,他所要做的是借助特定的场景安排、捕捉特定的瞬间来彰显经验的具体性、多维性。他的这一诗学立场与其左派社会关怀有机融会在一起,造就了颇有特点的城市书写。秉持着自己的写作立场,威廉斯也对当时的诗坛霸主T. S.艾略特发起了挑战,尽管当时未获充分成功,但以今日视角反观,其挑战极具诗学价值。

诗意的修辞--《玫瑰色茶杯》中的客体隐喻

拜厄特笔下的女性作家总是对写作怀有恐惧,这种女性与写作之间的张力展现出另一种对物的呈现。其短篇《玫瑰色茶杯》以客体为导向,在间接的修辞中重新建构了诗意。本文从客体关系出发,以精神分析和思辨实在论为基础,重新审视拜厄特诗学的客体导向特征。客体的隐退和过剩一方面以图画叙事突破了语音-能指的焦虑和女性写作中的失语恐惧,另一方面又以不可言说之物阻断了指意过程,以客体的潜势作为修辞力来生成意义和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