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传承

作者对客家文化研究者较少注意到的土客对立的文化根源及其突出表现形式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客家先民的"文化优越感"及严酷的土客对立客观环境,使得客家人实际上偏离了文化大融合的主流,选择了崇尚武化的道路,由此造成此后客家人社会落后于汉民族的主体文化进程,也使得他们在土客矛盾时多采取械斗的方式。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动,土客对立逐渐消解,客家人向汉民族主体文化回归,这种回归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客家传统的移植与嫁接——浙江松阳石仓村客家移民老宅考察与研究

该文通过对浙江松阳石仓村客家移民老宅的考察,在平面、立面、构架、装饰及空间等方面对住宅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对石仓老宅与附近本地民居以及与福建汀州老家民居的对比,从而得出石仓移民在移居地建造的住宅中移植了客家住宅的特点并与当地型制进行了嫁接的结论。

对赣西北客家移民社会婚姻传统嬗变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本、客居住环境的逐渐趋同与经济社会的一体化现代化,赣西北客家移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中在客家传统婚姻习俗的变化最为显著与突出。赣西北客家移民社会婚姻习俗的变化,整体观之,表现为对传统婚礼繁琐礼节内容的大量裁剪,走的是删繁就简之路;微观细析,则表现在结婚对象的打破本客分界与本地分界、结婚仪式与书表的极大简化、礼品形式与费用数量的变化等;对比考究,则深受当地本籍婚姻习俗的影响,呈现出本客婚俗合流的发展趋势。客家在婚姻习俗上与本籍婚俗的趋同,尽管并不足以影响到客家整个民系的保全,但对客家文化特征会产生较大的弱化作用。本着文化的求同存异与文化的多样化理念,有必要适当强化赣西北客家移民社会客家群体对自身婚姻传统习俗的自我保护意识。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

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百姓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向外迁移时,原居地的各种民间信仰往往也随之传播到迁入地,并在移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探讨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传承与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清代粤东大埔县赴台客家移民与两岸社会文化互动研究

清初统一台湾地区后,粤东大埔县客家人为寻求发展机遇纷纷移民台湾地区,遍布台湾地区北、中、南等地,而以台中最为集中。他们充分发挥在家乡的谋生优势,主要从事垦殖、贸易、文教等活动,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台湾地区立足后,依原乡形态建围龙屋、祖祠等,同时积极参与原乡社会建设,与原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两岸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两岸大埔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为一个整体。

晚清广东客家移民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晚清广东客家移民历史问题。晚清是广东客家移民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东客家主要分布于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数已发展到约800多万人,并出现许多新的特性。同时,在广东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客家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方言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客家族群语言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客家人的移民路径有关。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看,客家移民路径选择的时序性和空间性对“客家”语言形成具有关键作用,清末民初客家人对客家移民的文化认同感的系统构建对客家移民属性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存资本与生活空间的竞争——以台湾中部两部客家移民族谱为讨论对象

近来社会史研究,倾向于关注人类与环境间的关系,强调把人类聚落空间当成一个整体,从各个面向综合讨论。有鉴于移民族群在迁移过程当中,经历时间漫长,取得历史材料不易,家谱成为保存移民发展史的数据库。家谱撰写者为了垂训后世子孙,巨细靡遗地叙述开基祖艰苦创业立基的过程,内容包含家族历史以及开基祖从原生地到迁居地之后,建立移民聚落空间的历程。本文试以台中石冈《刘元龙公派下家谱》、苗栗铜锣《李氏宗谱史记》为讨论对象,探讨清代渡海来台拓垦的先民们,借由精神上血缘凝聚力与物质上的经济合作力量,以宗族为单位,建构生存空间,逐步地域社会化的过程。

秘鲁客家移民史的剥离与重现——读王世申译《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

如果从1849年首批获得秘鲁官方认可的中国移民算起,2019年恰是中国移民抵达秘鲁170周年之际。长期以来,秘鲁的中国移民往往被标签化为“广东人”。原秘鲁《商报》记者、北京大学与秘鲁天主教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女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一书中,她尝试在移民秘鲁的“广东人”中,发现、剥离并重现“客家人”的迁移历史,以此修正人们的传统印象,深化人们对秘鲁华人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成渝走笔:看双城客家移民文化

中国民谚:树挪死,人挪活。历史长河中,世界移民从未止息。有人说,某种意义上,社会变迁史就是移民史。无论是我国“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还是美洲、澳洲等地的大移民,客观上都促进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笔缘客家移民因写小说《填四川》,我对移民文化,尤其对成渝客家移民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客家移民的后代在重庆荣昌区盘龙镇和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最多,两地都有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关于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若干问题的思考

认为过去关于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史的研究太过单一,指出应当关注迁徙中、迁徙后北方移民与原住民的互动,同时注意各地移民的不同情况。鉴于此研究取向,就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提出三点看法:一是南宋时期汀州的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体现在"颇类中州"上;二是明清时期赣闽粤边的流民归化及其文化认同受"汉化、儒化、王化"影响;三是清代以来客家精英与民众呈现不同的文化认同观。

《护仙坑磜上合众分关》解读——一个客家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关系

清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福建上杭县中都乡的陈、何、邱三姓人家迁移到江西义宁州山区,以一座高山幽谷为落脚点。经过几十年的繁衍生息,互相联姻,原本荒僻的山谷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宗族集群"性质的移民群体,亲情、同乡的纽带维系着群体活动秩序。乾隆末年,三姓进行了一次产权界定。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为我们了解、研究客家移民的社会经济关系提供了鲜活、真实的材料。嘉庆以后,三姓成员之间出现了贫富分野,开始了土地山林交易活动,社会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多元。

离散与认同——印度客家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变迁

全球化之下，越来越多的移民频繁地跨越地理、政治与文化边界，穿梭于不同的时空。客家族群分散于世界各地，离散（diaspora）是客家族群文化特色之一。随着全球交通网络日益便捷，这种“离散”特征逐步定位于民族一国家与“旅行文化”之间，移民的身体居于某一国家，精神却超越民族一国家的时空。

荣昌客家移民的崇文重教风尚

一、崇文重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 客家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自然条件艰苦，交通闭塞，商贾罕通，经济结构单一，要生存就得力耕，要发展全靠苦读，对文化的渴求、对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的尊重，往往超过沿海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形成根深蒂固的崇文重教风气。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马来西亚客家移民的家庭流动策略与中华文化认同

海外华侨的跨域流动策略以家庭的经营与建设为基础。从19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拥到南洋谋生,此后不同世代的家庭流动策略反映出华南客家人在东南亚地区跌宕起伏的社会过程,海外客家人的代际记忆与中国经验也伴随着时局动荡与民族国家建设而不断变动。以一个马来西亚客家移民家庭为个案,从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结合村志记录、书信文本与口述史料,围绕该家庭三代华侨对客家民居济美楼的兴建与重修为线索,勾勒出1892-2017年这个家庭三个世代从“背井离乡”到“两地为家”再到“家族寻根”的流动历史,探讨在此过程中客家人“离乡不离家”的流动策略。在马来西亚华人流动的历史里,“家”的结构与意义虽不断变动,但“家”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认同却始终不变。

赣闽粤边区移民与客家宗族发展研究

梳理赣闽粤边区的移民史,结合这段移民史对客家宗族的发展进行研究。赣闽粤边区先出现北民南迁,逐渐出现以姓为纽带的单姓村,在姓氏文化中孕育了宗族族群。宗族起步于唐朝,发展于宋元之际,成熟时期在明清,作为客家宗族特有的客家意识在清朝末期土客联宗中兴起。客家宗族既对自身的客家文化、客家历史进行追溯,同时也产生了对客家意识的认知、认同。

寻找“状元”赵玉麟——兼论客家移民与原乡文化的关系

一、闽粤地区的《赵玉麟与梁四珍》 闽籍青年学者黄发有先生在《低调的关怀》一文中说： 前些年，客家地区的乞丐大都手上敲击竹板，口中演唱由大段叙事性歌词编成的“竹板歌”。“竹板歌”中有一家喻户晓的曲目《赵玉林》，歌中述及客家青年赵玉林在遭遇火灾之后又受到岳父岳母的奚落与歧视，幸亏其妻梁四珍没有背叛他，他手持三弦一路卖艺行乞赴京赶考，

砂拉越客家移民与社团发展

客家人原居中国中原,后经数次迁移,到广东省北部与福建及江西省交接的山区落户,继而迁到其它地区。清朝海运解禁后,客家人开始向外国迁移。十八世纪开始,大批客家人涌到西婆罗洲,开采金矿。到十九世纪,由于荷兰当局侵占西婆,以武力摧毁当地的采矿组织,加上矿务公司间的相互斗争,包括武力斗争,迫使大批客家矿工逃离西婆罗洲。他们攀山越岭,进入当时仍由汶莱苏丹国统治的砂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