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客礼

"客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礼仪,但客礼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与甄别尊卑等级的臣礼相对立而存在。客礼往往被引用到不同社会等级成员的交往,用以表达平等、不屈或尊崇的意思。从先秦起,客礼就被引入到国家宾礼制度中,以客礼相待某些诸侯国;西汉确立了客礼接待外宾的制度;至北宋,宾礼制度中正式规定了部分官员相见时行客礼,清代宾礼制度也有类似规定。虽然同为待客之礼,但从制度的层面而言,客礼并不等同于五礼制度中的宾礼,实际上宾礼中包含着客礼。

侗族待客礼俗

在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的中华文明古国里,侗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习俗,至今仍沿袭不衰。侗族在待客社交方面的良好规矩和注意事项,现简单介绍如下。 客人,侗语叫“木客”。每当来访或过往的客人到了村子里,不论是否亲友,不论男女老少,总是热情相迎,见了面就打招呼,并笑脸恭请客人进屋,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凡是进入此地的客人,包括受灾而来的人们,都可以喝茶吃粥;若是做到以诚相见的必定受到盛情款待,杀鸡敬酒,并诚挚地挽留客人住宿。

古代待客礼仪八种

一个人通晓事理,言谈举止,重文明,讲礼貌自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友谊。清代学者颜元说:“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可见讲究礼貌的重要性。

何以为宾:试论经学视域下“宾礼”概念的构建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宾礼的泛化为“客”与“客礼”等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宾”“客”的区别,诸家解释可分为三派,一是以郑玄为代表,认为“宾”“客”是用于划分亲疏远近、华夷之辨的概念;二是以熊安生为代表,认为“宾”是指诸侯臣服天子,“客”是指天子优待诸侯,“宾礼”是诸侯朝天子,“客礼”是天子在“飨礼”时将诸侯地位升等,与之饮食;三是以孔颖达为代表,他统合诸家之说,一方面认为“宾”“客”的词义互通,另一方面认为“宾”“客”的区别体现为礼仪主体的不同,前者具有隶属的性质,代表诸侯对天子的臣服,后者更有对等的色彩,代表天子对臣属的优待。由此可见,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将它们当作相近或相反的词义,值得商榷。

从礼尚客谈商业模式的构造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的竞争!"诚然,在高度发达也高度复杂的现代商业环境中,商业的竞争更多的是模式的竞争,一言以蔽之——模式,决定成败。

李鸿章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原因探析

为了应对来自东西方列强的侵扰,维持宗藩体制的存在,确保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1882年2月23日,清政府调整外交体制,委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从此开始了李鸿章执掌清政府朝鲜外交事务长达23年之久的历史。

侗族三大习俗记实

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习俗,其待客礼俗、民歌风俗、饮酒习俗被称为侗族“三大习俗”。本文试对这些习俗叙述如下。

“春丝丽”的BA小组

7年前、杭州孔凤春化妆品厂与日本高丝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春丝丽有限公司,生产日本著名的高丝化妆品。 如今,春丝丽已成为能生产41种系列产品,上千个品种的国内知名化妆品生产厂,去年上交国家税收2060多万元,比1989年增长了45倍,“高丝”也成了著名的品牌。春丝丽的员工自豪地说:我们的成功没有依赖电视广告。 总经理小口诚说:一般的化妆品成本中,广告费要占20％甚至更多。我们不做广告,把这部分开支放在产品开发和提高质量上,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山东安丘、临朐等地的酒宴礼仪风俗

山东安丘、临朐等地的正式酒宴有近20种,各种不同酒宴的礼仪风俗存在些许差异,但主要内容则大同小异。正式酒宴的礼仪风俗一般分为迎客礼、酒桌礼和送客礼三大部分,酒桌礼是整个酒宴礼仪风俗的主体。酒桌礼仪风俗中的座次排位、斟酒、劝酒、罚酒等各种礼仪规范都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法社会学视野中的酒宴礼仪风俗,主要通过对规则及其生成环境、机制的研究来划定研究领域和探寻规则的意义世界。

古籍丛刊

段干木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心志不遂,乃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庐而轼,其仆日:“干木,布衣也,君轼其庐,不已甚乎?”文侯日:“段干木,贤者也,不移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敢不轼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

接待俄使之异：论清朝对俄政策的变化

本文探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对俄政策及其接待俄国使者的礼仪问题,说明顺治朝的对俄政策到了康熙中期已有转变,不再坚持"朝贡礼"。为了解决准噶尔问题,康熙、雍正皇帝采取对俄亲善的政策,视俄国为"敌体之国",不完全依照"朝贡礼"的方案强迫俄使行跪拜礼。准噶尔问题解决后,乾隆中期对俄政策又为之一变,否认曾优待俄使的先例,以维持天朝独尊的体面:重回"朝贡礼"的路线,再搭配互市制度,将这些不称臣纳贡者归入"天下秩序"之中。

从《申报》觐事报道论同治、光绪年间对“与国”定义的转变

对同治十二年的"公使请觐",学界多以为是晚清对外关系的转捩点,象征中国接受西方国际秩序的开端。然而,从"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过程,可知清政府引据儒家经典中的"客礼"概念,重新解释"与国"一词,并将中外平等抽换为中外对等的意思,使皇帝仍可维持天子至尊的地位。因此,本文想问:总理衙门对"客礼"概念的再诠释,是否能被中国官民所接受?中国官民对"与国"的概念可有变化?为了了解中国官民对"与国"概念的转变,本文整理《申报》对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公使请觐"的报道与评论,并分析这些士人对"跪拜礼"与"鞠躬礼"的看法,进而探讨"与国"定义的转化,及"客礼"概念能否为中国官民接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