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

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并不能满足罪刑均衡的要求,基于预防犯罪和法益保护的需要,应当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但不应提高到买卖同刑的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的合理性。此外,完善本罪法定刑的配置还可以根据关联情节设置科学的刑罚梯度,增设罚金刑。保护被买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在于立法,而且在于执法和司法,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和地区相对偏远的地方应当加强普法宣传教育。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法定刑的合理配置——以徐州丰县事件为例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是否需要调整一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由于本罪的法定刑配置较低,在司法实务中较难发挥惩治犯罪保障法益的作用,因此一直饱受诟病。有鉴于此以徐州丰县事件为参考,通过较为具体的阐述学界普遍存在的刑罚争议,剖析产生量刑分歧的原因,在解析法定刑适配存在的规制滥觞下进而提出本罪法定刑如何合理配置的治理路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定刑配置根据刍议

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分。我国刑法在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上则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主客观主义之分。客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与结果;主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进行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量、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重大责任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等三个问题。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表现为,在刑量上配刑偏轻,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调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过失危险犯,其法定刑设置应轻于实害犯的法定刑,更多地适用罚金刑或资格刑。

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性、行为在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是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的客观基础。在为过失犯罪配置法定刑时,除应具备合理根据外,还应当遵循法定刑节俭、法定刑趋轻、根据过失程度配置法定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修订前后刑法中的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状况作了认真考察和评说,指出了立法的特色和缺陷。针对刑法规定的不足,作者提出了完善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方式的建议:明确界定过失犯罪范围;强调对业务过失加重法定刑的观念;谨慎对待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问题;

法定刑配置原则立法价值论探析

法定刑配置是一项专门的国家立法活动,目的是建构犯罪与刑罚在质和量上的应然对应关系。因此,法定刑研究,在刑事立法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许多学者一直给予较多关注。但是,我们的一些理论思考,立法实践与司法操作都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对于法定刑配置根据,法定刑配置原则,法定刑配置模式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和必要的。从立法层面的角度,法定刑配置原则应立足于对现行刑法典的分析基础,对法定刑配置过程中,从价值论角度,应遵循的谦抑性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罪责刑相统一原则、系统性原则,从而实现在法定刑配置中犯罪与刑罚关系达到均衡、合理、科学。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结构配置研究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实践中常发、多发的犯罪,我国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存在着法定刑偏重,刑罚措施单一,量刑幅度过大等问题,文章在考察并深入分析一些国家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立法基础上,通过借鉴其成熟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配置进行立法完善。

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探讨

我国刑法典关于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的立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立法技术上还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刑法典对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与故意犯罪的法定刑规定落差太小,违背了"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立法精神。从微观方面考察,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大多低于普通过失犯罪;对于过失危险犯,立法过于谨慎;罚金刑的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乏可操作性;过失犯罪的刑罚配置单一、不合理;诸多类型的过失罪法定刑配置缺乏协调性。这些立法缺陷的存在,容易导致司法裁判的不公,同时,也不利于对某些过失犯罪的打击。因此,有必要根据过失犯罪具有的特性将过失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作为一个类型化问题来进行探讨。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释疑——从刑法修正案(六)本罪第二款谈起

刑法修正案(六)第二款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高达15年有期徒刑,在过失犯罪中是少见的。本文通过该罪与刑法分则规定仅有其它4个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高达15年有期徒刑犯罪比较,与其它业务过失犯罪比较,与一般过失犯罪比较,探析该罪法定刑的应然配置。

浅谈受贿罪法定刑配置之不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一个良好、高效的政府系统为依托。但近年来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对这一社会痼疾只有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加以遏制和消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则需要法制规范本身的合理性。

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探讨——刑罚攀比及其抗制

法定刑配置不是立法者恣意为之的事情，它必须得到某种合理化的控制。在要不要为个罪配置法定刑问题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功利价值（预防需要），但如何配置法定刑才算合理则必须坚持刑法的公正观念。据此作者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法定形配置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了分析，指出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受到刑罚攀比现象的极大冲击。刑罚攀比包括纵向攀比和横向攀比，它们受制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最后，作者从立法技术角度提出了抗制刑罚攀比。

刑法分则条文罪状的理解与相应法定刑配置关系研究

刑法分则条文罪状规定的具体犯罪与相应法定刑之间存在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相互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从法定刑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如何理解具体罪状产生提示和限制作用。具体而言,在法定刑质的方面,法定刑对应罪状所描述的行为,务必要达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且法定刑的刑种和严厉程度是依照一定标准而与具体犯罪的罪状内容相对应。在法定刑量的方面,对某一具体犯罪而言,同一档次法定刑所对应罪状描述的不同种类行为社会危害性应基本相同;对于不同犯罪而言,可通过对相关具体犯罪法定刑的比较,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来确定该具体犯罪罪状的特定内容。

结果加重犯内在关系及法定刑配置之思考

结果加重犯是以基本犯为前提的一种犯罪形态。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联系科学认识结果加重犯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客观分析其具体法定刑配置,可以看出,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配置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目标是应大致遵循一定的基本标准,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独立配置

贪污受贿罪法定刑的并行配置有损对受贿罪所侵害的法益的保护,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当独立配置,不能完全以刑事政策为导向与贪污罪的法定刑并用。受贿罪与贪污罪所侵害的法益、行为方式、行为客体、主观心态等方面均不相同,其社会危害性亦不同。运用定性分析方法,提出应以社会危害性为基准,从情节、量刑起点和量刑幅度三个方面各自设定不同的法定刑,使受贿罪法定刑独立配置,以更加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原则,从而更有利于科学合理量刑。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法治逻辑悖论——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完善研究

从我国现有的立法中不难看出,相比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明显呈现轻缓化态势。司法机关在有罪判决中大量适用了有关缓刑与免于处罚的规定,这表明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轻买重卖”的现象,使得收买行为依然猖獗,无法实现有效打击收买犯罪的目标。基于此,根据罪行均衡原则,出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应当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并且有必要从刑法教义学和人权保护的角度,释明有限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正当性,以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最高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增加相应财产刑的必要性,并在此刑罚配置的基础上提出以严格司法保障刑罚的建议方案。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法定刑应否提高?

【主题导引】近期,“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了热议,人们在奋力探究该女为何被拴铁链以及为何生育了八个孩子的同时,也强烈质疑现行刑法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是否过轻。学界也就是否应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一方主张维持现状,另一方则力主提高法定刑。时下,这场学术论战已然“破圈”,使得公众逐渐转而聚焦于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配置和对广大妇女权益保护上,由此转化的公共舆论和压力很可能会对《刑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和相关制度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多名刑法学专家来“清理战场”,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所存在的立法和司法争议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

绝对死刑立法修改问题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九)》废除绑架罪、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绝对死刑之后,我国刑法典中仅劫持航空器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等4种罪名规定有绝对死刑。绝对死刑的废止有利于协调罪刑关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推进死刑制度的改革。但是,修改后的法定刑依然具有绝对性且罪刑关系依然存在瑕疵,而以"可以判处死刑"的方式作为绝对死刑废止后的法定刑配置模式最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