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目的论解释方法探究

客观目的论的解释方法是解释在社会生活遽变情况下法律规范意旨的重要方法,它包括原有的规范目的探究和新生的规范目的探究两种情况。在适用客观目的探究时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并且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为了保障规范的权威与稳定,不可恣意适用。规范的客观目的最终来源于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事实,客观目的论解释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完善立法和补充法律漏洞。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论客观目的解释

客观目的解释通过对法律目的和法律意图的区分,认为法官在法律解释时,不应追问原立法者的意图,而是赋予其满足当今正义要求的意义。因此,法律文本便脱离了立法者而具有本身的目的。法官根据案件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再拘泥于立法意图进行判决,应视为契合法律的目的之范畴,具有其正当性。这种观点招致许多批评,但毋庸置疑,客观目的解释更多地关注法律文本在将来欲取得的效果和目的,可以更好地解决法律的滞后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论通道类信托对受托人亲自管理义务的免除——基于客观目的解释的分析

受托人亲自管理义务属于受托人义务体系中的基本义务。它因关涉受益人权益与信托目的之根本实现,各国立法都以强制性规范的方式确立了这种法定义务,且仅允许在例外情形下免除该义务。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出了所谓的通道类信托。在这种信托中,信托当事人通过信托文件的约定可免除受托人的亲自管理义务。这种约定通过语义解释等难以被《信托法》第30条涵摄,它引发的法律矛盾和合法性难题一直为众多理论争议之焦点。只有借助客观目的解释方法,才能确定《信托法》第30条的规范目的,扩张其语义涵摄范围,确立其合理的解释结论,赋予这种免除以相应的正当性,为其提供必需的裁判规范。

法律的客观目的解释

法律的适用离不开解释,解释填补着法律和事实之间的空隙,客观目的解释是在社会急遽变迁时根据法律的自身目的对法律规范意旨的探索,其意义在于它能够发现法律、填补漏洞并完善立法。无论是原初的客观目的还是新生的客观目的,最终都来源于特定时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事实。客观目的解释可以极大提高法律的社会适应性,由于司法的谦抑性,唯有在法律和事实之间出现断裂时方可适用。

浅析“宝万之争”中资管计划的法理基础——基于客观目的解释的分析框架

'宝万之争'中,用于企业并购的资管计划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引发众多法律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定位不明晰。本文从资管计划的概念与分类切入,辨明资管计划'信托vs委托'的性质争论。在民商法与金融监管交叉视域下,借助客观目的解释的分析框架,厘定资管计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关系本质。在确立内部信托性质基础上,从外部结构角度分析资管实践获取股东身份的可能路径,结合'股权权能分离理论'探讨资管计划表决权的归属。从而获致资管计划在'宝万之争'实际操作中带来的法律思索,以期为立法和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助益。

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法律解释方法,它超越法律文本的语义范围,具有对语义解释的补充性。目的解释的目的是指规范目的,它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实质根据。目的解释可以区分主观的目的解释和客观的目的解释,主观的目的解释探寻法律制定时的立法者意图,而客观的目的解释则以立法者通过法律文本所反映的规范目的为解释的根据。这两种目的解释对于正确理解法律文本的含义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客观的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实际适用价值。目的解释存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两种情形。在刑法解释中,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目的性限缩具有正当性,但目的性扩张则被禁止。因此,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中目的解释的特殊性。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之再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控制”与“赋权节奏控制”在实践中并未发生作用,意味着这一条款存在效力与实效性相脱节的问题。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从我国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基本逻辑——“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原则在地方立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对这一条款效力与实效性的矛盾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只有对这一条款作客观目的解释,探求其在“今日法秩序中的规范意义”,才能获得适切的、符合我国立法体制整体发展趋势的解释方案。这一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规定不应被视为“立法事项范围控制”,而是提示地方立法重点领域的“例示”规定。这一解释方案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在立法制度、立法实践层面,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还为解决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考方案。

论康德对“人是目的”命题的普遍主义论证

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确立规范性的来源、道德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人之所以道德,是因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而这种尊重的基础就是人的尊严。从"人是目的"命题切入,可以看到康德关于人的尊严基础的思想。在对人性公式的讨论中,康德首先指出除了人格中的人性以外,其他的目的都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其价值都是相对的;他通过排除法说明,如果自在目的存在的话,它只能是人格中的人性。然后,康德通过他所说的分析方法,或由果及因的回溯性的方法,说明只有最高的客观目的,亦即自在目的,才能使义务和道德得以可能,而道德和义务的存在,说明了人格中的人性就是自在目的。

论骗取捐款行为的财产损失认定

在公益网络众筹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利用捐款人善心骗取捐款的行为屡见不鲜,民众的财产安全兹事体大。单方给付的骗取捐款行为根据类型可以分为金额竞赛型与原因欺骗型。诈骗罪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应采取整体财产说,因为财产处分自由不是诈骗罪保护的法益,同时该说坚持了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且与我国历来的司法实践相吻合。目的失败理论限于客观的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目的。金额竞赛型的骗取捐款行为,行为人仍按照慈善目的使用捐款,捐款人的捐款的客观目的没有落空,不存在财产损失;而原因欺骗型的骗取捐款致使捐款人捐款的客观目的落空,即使捐款存在温情效应,但善功、利他性目的未得以实现,因此存在财产损失。

以法益为核心的刑法目的解释论

目的解释在刑事审判中每每遭人侧目,但客观主义立场下目的导向的法益解释已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了司法主体解读规范目的的肆意性。法益解释并不等同于扩张解释,而是兼具内省外向二维性,既给予解释以自由空间又确保解释不致脱轨横行。但适用法益解释的结论前仍必须完善其监督机制,只能在文义解释和罪刑法定的领域内展开,并恪守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确保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间的正当价值传输。

目的解释适用范畴研究

通说认为适用目的解释有两种进路:主观目的解释与客观目的解释。但对于在审判实践中具体该如何适用该种解释方法以及当法律文本的主、客观目的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并没有定论。从法官的视角出发,探讨法官断案时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如何在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之间进行选择,并进一步提出的主客观目的融合说以及二者冲突时优先适用客观目的进行解释的观点。

论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这个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通过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浅议客观归责理论

德国自1970年代开始,出现"客观归责理论",在学说与实务上渐渐受到重视。客观归责理论是一种全新不法理论。该理论上三个相互衔接的基本原则来完成归责问题。这一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使刑法的研究转向客观;为因果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将过失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

试论外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

现代客观归责理论发轫于黑格尔法哲学,目前已为德国刑法学界所普遍认可。其创新提出构成要件的违法性是主观不法的客观化,核心为风险概念。通过三个判断原则来界定客观不法行为,分别为:创造法禁止的危险、实现法禁止的危险以及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其评价方法比一般理论更加具体,某种程度上可使我国因果关系理论中规范判断的独立性加强。

论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

众所周知,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形式的合目的性”与“质料的合目的性”,亦即主观的合目的性与客观的合目的性两种,它们或者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或者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前者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后者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部分。正是对审美判断的探讨,使我们发现仅仅依靠主观的纯粹形式的合目的性来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自然在“质料”上的合目的性,亦即自然的客观的合目的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论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及排除——以捐助、补助诈骗案件为中心

诈骗罪的认定以财产损失为必要,若被害人自我答责地处分其财物,以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则应排除财产损失。财产损失的成立,意味着财产法益遭到了侵犯。围绕着财产法益,存在法律的财产说,纯粹的经济的财产说以及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的争论。其中,作为折中说的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较为可取。但在捐助、补助诈骗类案件上,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由于没有确定经济财产事实秩序和社会价值目的之间的位阶性,不仅可能导致个案处理上的模糊并导致保护法益的不确定,也会背离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的要求。客观目的论认为,如果被告人的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处分财产决定性的客观目的未能实现,则可以认定存在财产损失。至少在捐助、补助诈骗案件中,客观目的论能够辅助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从而更好地贯彻刑法客观主义。在普通的经济交易类诈骗案中,这种客观目的体现为获取经济对价,在单纯的捐助、补助诈骗案中,客观目的在于救济他人。在由这两类情形相混合的案件中,则应贯彻经济价值衡量优先的方法,依照两类情形的组成比例加以具体分析。

康德的人性公式探微

康德的人性公式,即要把自己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用作目的而不能仅仅用作手段,是定言命令的基本表述形式,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论题。康德首先确立了理性存在者自身就是客观目的这一前提,并对此加以推广,从而说明了人性公式的普遍有效性。"人格中的人性"是人性公式中最基本的概念,指的是理性存在者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这表明公式的基本义理在于尊重道德主体的自主性。以人性公式作为道德推理的大前提,可以推导出包括保存和发展自身、促进他人幸福等各类基本的道德义务,这充分体现了人性公式的实践意义。

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

对交通肇事事后"逃逸"的解释,离不开日常用语之文义,文义解释决定了逃逸必须具有行为性。刑法之所以对逃逸行为加重处罚,是因为事后逃逸的行为人未履行其救助义务。交通肇事逃逸罪应单独成罪,这是按照刑法条文和构成要件理论对逃逸进行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