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中医证候规范化与客观化研究进展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进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临床研究显示肝纤维化是可逆的,阻断或逆转其发生发展对肝硬化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抗肝纤维化防治措施和药物逐渐得到广泛重视与肯定,尤其中医药的潜在优势得到普遍关注。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发挥疗效的基础,肝纤维化中医证候研究对提升临床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中医证候分型繁杂、缺乏统一性等问题。本文从肝纤维化的中医证候分型指南与标准、证候规范化研究及证候客观化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问题与展望,以期为建立统一、规范、客观的肝纤维化中医证候诊断标准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

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同时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两重含义。客观规范即客观价值秩序,表示基本权是一种规范或者价值,各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时须遵守和贯彻即为基本权的保障义务。这一概念还与基本权第三者效力、法益平衡及制度性保障等密切关联。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反衬出我国宪法基本权在理论上重规范轻权利,在实务上重保障轻救济的倾向,且保障也有很大不足与缺失。并且,客观价值秩序中的“价值”一词也提供了一种如何用“去哲学化”的法学方法去思考“价值”的法律含义的契机。

论选举权的规范内涵

选举权,既是主观权利,又是客观规范。作为主观权利,选举权具有给付和防御的功能,选民得请求国家提供选举所必要的组织和程序、所必需的设施、一定的经费和资讯,排除公权力不当干预选举权的行为。作为客观规范,选举权体现为国家的保障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程序与组织保障以及狭义上的保护义务。选举权的保障范围,有人和事项两个要素。人的要素指选举权的主体,在理论上有必要区分选举权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事项的要素指受选举权保障的行为方式、法益、特性及状态等事项。

宪法上生育权的双重性质及其规则化路径

宪法上的生育权既是主观权利又是客观法规范,前者指向公民得以主张可直接法律适用的性质,后者指向公权力机构应创造和维护权利实现的义务。目前生育权还没有明确而坚实的法律立法,未足以保障个人生育领域内的自由意志与相应诉求;家庭暴力、家庭财产等规范尚不完善,助长了“恐婚恐育”;风险的社会保障不足,家庭与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生育成本,这些都是造成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应确认生育权在主观权利角度之自治性、客观法角度维系代际人口更替之重要秩序价值,据此检视现行法律规则体系,系统改善造成生育意愿低迷的状况:明确生育权保障立法,创造关照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环境,支持公民生育力保存,协助应对生育力受损。当下特别需要调整公共资源分配规则改进生育相关成本的承担机制,以缓解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论刑法事实规范的层级区分方法

刑法规范是经验事实的集合体,规范与事实无法截然分离。目前依据规范功能和内容性质的区分方法,无法明确给予司法裁判者刑事违法性的实质判断标准,这导致中立性客观事实和一般违法性价值事实,被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性事实,规范内部混杂的形式主义刑法观由此产生。刑法规范本质上是一种事实规范体系,“事实”来源于理论总结和立法进程中的事实趋势,而事实对象包含客观事实、价值事实、依据事实三类层级要素。刑法事实规范层级区分方法的类型化运用需要分步骤进行:在客观事实规范层级,区分中立性与否定性规范的出入罪;在价值事实规范层级,明确刑事违法性和一般违法性的衔接事实;在依据事实规范层级,塑造刑事违法性事实判断的独立方法。

“规范的客观危险说”立场下危险作业罪的实质认定

通过对现实案例的分析,发现实践中对危险作业罪“具有现实危险”要件的认定方法具有“片段型”和“推定型”的“形式化”特征,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当扩大本罪处罚范围导致过度犯罪化的危险。危险作业罪在规范构造上属于具体危险犯,“具有现实危险”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的“具体危险”,其内容是法益客体陷入会发生侵害结果的现实、紧迫危险状态。通过对已有判断方法的检视,应当以规范的客观危险说对具体危险进行规范的判断。一方面,应当以“事前判断”的方法,判断在具体场合下,法益客体是否进入了危险作业行为的效力范围,陷入了会发生损害结果的现实、紧迫状态;另一方面,应当通过“事后判断”的方法,判断未发生法益侵害是否是规范意义的“偶然”。

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与“规范的形式客观说”正犯标准

当今中外刑法中存在单一正犯和限制正犯这两个对应的概念,前者倾向于不区分正犯和共犯,而后者倾向于区分。与之相关的共犯理论体系,则为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或单一正犯理论、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或限制正犯理论。单一制存在根本缺陷,区分制具有优越性。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可以解释为区分制。刑法学中应坚持"规范的形式客观说"的正犯标准,即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标准,但应对其进行规范性的理解。我国刑法规定的组织犯属于独立于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第三种狭义共犯类型,其犯罪成立和处罚范围需遵循共犯从属性理论。

台湾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面向

在台湾学术自由是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根据台湾权利理论,基本权利有作为主观权利和作为客观规范两种性质,从基本权利的性质导出基本权利的功能,制度性保障作为基本权利的功能之一,对台湾实务和理论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学术自由的性质、制度性保障相关理论、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出发,重点分析台湾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面向,尝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制度性保障的价值作用。

“悬疑推定”论——以我国民商法典型语境为中心的实证分析

基于典型语境作"非预设性"实证考察,应是我国"推定"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分析可见,现行法语境下,"推定"必属"推论",依形式结构可分为"分明推定"与"悬疑推定"。当前关于"悬疑推定"的主流解释,使法律理性陷入了严重困境。随着其表层、中层、深层结构的逐层揭示,"悬疑推定"在法律思维、实体、程序三方面的意涵终得显露。过错推定、无罪推定等所谓"直接推定",实属"悬疑推定"。

对真正身份犯共犯问题的思考

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无身份者加功于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有身份者加功于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应该保有什么样的刑法观,选择哪一种共犯正犯的区分标准以及如何理解共犯正犯之间违法连带性与违法身份连带的关系。在中国刑法语境下,结果本位的刑法观、规范的形式客观说以及违法身份的连带应为我们所坚持,真正身份犯的共犯的基本问题也可在此立场与前提下得到妥善解决。

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

本文旨在探讨影响源自德国的「法律保留」思想之形成及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因素，思考焦点所在，乃宪政体制架构与制度因素如何牵引或影响了法律保留思想发展的方向、内涵与效力。本文认为，法律保留思想与制度之确立，并非宪政国家必然之发展，毋宁取决於权力分立制度下国会之地位与功能，以及关於固有之规范制定权的分配与控制之制度设计，并与宪法基本权之保障体系密不可分。今日德国的法律保留学说与发展现况，从十九世纪形成之初的干预保留，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以重要性理论为依据的国会保留，实有两大制度关联要素：其一是基本法所确立的以国会立法为核心的闭锁的合法性体系以及高度受限的委任立法权；其次是基本权客观法规范理论的形成与扩展，致使法律愈益成为形塑基本权权利面貌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以台湾今日的宪政体制与基本权保障体系观之，此两大关连制度之展现情形，实与德国之情形有相当大本质之差异，因此，以国会立法为国家权力运作中心的法律保留思想之制度面发展，其所植基之宪法与法学根基、正当性及其限制，恐难直接取法於德国法理之相关成就，而有重构法律保留理论基础与制度内涵之必要。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