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图》《重修宣和博古图》的青铜器纹饰研究

《考古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奠定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基础,开创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并在纹饰定名、按纹饰对青铜器命名及分类、纹饰意义分析、依据纹饰断代、创立"标准器断代法"雏形、探索纹饰与器物功能的关系、探索纹饰的组合意义以及分析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切实推进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发展。

《宣和博古图》作者及成书时代之辨析

《宣和博古图》全称当为《宣和殿博古图》,它的撰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是由宋徽宗御撰,一直藏于秘府之中,未流传于民间,后亡佚。现存的《重修宣和博古图》应即宋人所称的《宣和重修博古图》,《宣和殿博古图》和《宣和重修博古图》没有关系,前者并不是后者重修的底本,后者可能是王楚所撰。

《宣和博古图》乐钟定名考论

《宣和博古图》为古代搜集乐钟信息最多的金石谱录著作,其以文献文物相印证的方式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北宋徽宗时期宣和殿所收藏的周汉古乐钟,为宋清之际人们理解周汉礼乐著作中乐钟的相关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图文参考,其中乐钟的定名起到关键的辨识作用。本文聚焦《宣和博古图》的乐钟定名的问题,疏证书中乐钟的相关概念,呈现宋代金石学对乐钟观察与认知的独特视角。

明代《宣和博古图》的传播与古物观念的转变--以文王鼎为例

明代自上而下的各个阶层对三代古物和宋代金石著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古物考证之风渐微,仿古玩古之风渐重。在宋代金石学家的观念中,本应高居郊庙祭坛之上的鼎彝礼器,在明代重新仿制,用于装点宫廷内府或文人书斋,而明人品评与仿制古器物的样式指南就是《宣和博古图》。在15世纪上半叶,这种现象已然出现。上层官方对《宣和博古图》的推崇,引发了16世纪末《宣和博古图》的翻刻高潮。《宣和博古图》的普及、流通和大众化传播,继而影响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文人及民间文化圈中对待古物的态度。承载着“文王”意象的文王鼎得到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推崇,上层官方的偏好藉由《宣和博古图》下沉至民间文化圈,文王鼎被列“上赏”,并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图像和装饰纹样,由具象的器物变为一种图式和符号。

《宣和博古图》作者与成书考

《宣和博古图》是古器物学的重要著作,历来关于《宣和博古图》的作者及其成书颇有争议。论文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考辨,认为《宣和博古图》有二,一为王楚所撰,以黄伯思《古器说》为据,其书已佚;一为宋徽宗集群臣所撰,以李公麟《考古图》为据,即今存之《重修宣和博古图》。

《宣和博古图》的重新发现者为毕良史考

《宣和博古图》作为宋代金石文献的代表作,对传统金石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此书却曾短暂地流失民间,不为人所见.南宋初年,幸得宋臣出使北地,访得此书,《宣和博古图》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结合史料,对此段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并考证出带归此书之'吴少董'实为当时的古董商毕良史.

《宣和博古图》收录的几件南方风格商周铜磬、铜铙与镈钟

宋代金石家们所著的《宣和博古图》,对古代器物图其象,写其形,全面而科学地记录了古代器物的实况和形制,给后代治古器物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该书收录的4件铜磬、9件铜铙、1件镈钟,器形、纹饰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同类器物颇为相似,其出土地点应在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一带。

北宋东京的宣和殿及其所藏文物

北宋东京宣和殿初建于哲宗时,后作为宋代宫廷文物的收藏之所,颇得徽宗青睐,常就宣和燕息与赏玩。宣和殿在徽宗大观年间曾进行整修,并在宣和元年更名为保和殿。对宣和殿文物的鉴赏在徽宗朝已盛极一时,徽宗敕令修撰《宣和博古图》等,使今人得以获知宣和殿所藏多已不可得见的古器物之大概。

论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象尊

象尊是商周时期祭祀礼仪中的盛酒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牺)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酢)也。"以后的经学家们可能未见过这些礼器的实物,所以在注疏中多望文生义,如郑玄注说:"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并引郑司农语,

饕餮纹

商周时期青铜器物上常能见到一种图案化的兽面纹饰——饕餮纹,也称兽面纹;最先采用饕餮纹这个名称的是宋代的《宣和博古图》。饕餮为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也比喻贪婪凶恶之徒。《吕氏春秋·先识览》一书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中也有记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高山仰止 小器大作——宋官窑青绿釉琮式笔洗赏析

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瓷器造型丰富,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宫中陈设瓷,如瓶、炉、花盆等。二类是日常生活用瓷,如碗、盘杯、壶、洗等。三类是作为国家礼器的＂礼器＂瓷。这类瓷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玉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

宋代大量制造仿古青铜器的原因

青铜器主要见于三代,而后世大规模仿造青铜器则始于宋代。这一时期,不仅有政府敕令铸造的官仿青铜器,发展到南宋在民间也兴起了,仿造青铜古物的浪潮。究其原因,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三个角度分析。一、宋代仿古青铜器出现的政治原因(一)礼制的要求礼制是我国古代历朝历代所遵循的社会价值规范,这是维护封建的有力保障,宋王朝在礼制方面所做得努力,更是超越了前代。经历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动乱时期。

宣德炉之谜

《红袖添香夜读书》院中腊梅几支花,案头宣炉一炷香。红泥火盆映雪夜,琴瑟娇娘暖玉堂。宣德炉从一诞生,就成了千古之谜。人们对宣德炉甚是宠爱,并尊敬为“文房首器”,即便是近六百年后的时下,亦是趋之若鸳,若想寻得一尊称心如意的好炉,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古语就有“百家诸器易得,宣炉佳器难寻”的慨叹,以至于自古就没有停止过仿造,乃至于宣德炉的真假新老,甚是难辨。以至于宣德炉的存世数量,更是无法说得清楚,成了千古之谜。

商代猪形铜磬及相关问题研究

1.商代晚期的铜磬,学术界关注得并不多,只有几篇有限的学术讨论。实际上这类材料非常重要,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2.一般认为这类铜磬为猪形,也有认为其为龙形的。我们认为总体应视为猪形,其猪的特征非常明显。不过猪喙造型与夏商周时期有的龙嘴之喙类似是确实存在的,耳朵与饕餮首的龙也相似。3.若像有关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铜猪磬很难形成编磬,主要是由于铜铸,其音不易于精确区别。4.该类铜磬猪形上端有的有一鸟,有的为羽翅纹,都可同时代表猪的钢鬣。

岭南广府传统祭祀建筑正脊类型演变分析

岭南广府传统祭祀建筑的正脊大致上经历了灰塑脊、陶塑脊、灰塑与陶塑叠加脊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层进式的演变,而非替代性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民众审美追求的变化。引言岭南广府区域水网密布、农业手工业发达、生活相对富裕,现存了大量类型丰富、形制多样的传统建筑,其中,祭祀建筑因拥有普众的祭祀人群而在规模、工艺、装饰等方面颇为考究,成为村落。

饕餮与楚族

商周钟鼎彝器上那以两眼为中心,形状奇诡、神态狞厉的组合造型,宋人《宣和博古图》定名为饕餮。穷原竟委,可以发现它与楚族源问题至为相关。

摩挲钟鼎,亲见商周:晚明语境中的张叔珮墓出土铜鼎

晚明士人张叔珮墓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和一件战国圆鼎,为研究晚明古铜器鉴藏提供了宝贵的出土实例与个案。本文从明代认知和赏玩古铜器的方式入手,讨论它们在明人眼中的年代、"大小"和铭文内涵,探寻随葬铜鼎之于墓主张叔珮的意义,从而发现张叔珮及其随葬铜鼎在晚明古物鉴藏语境中有何代表性和特殊性。

汉代带柄方身器研究

在汉代器物中,有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铜器,大体而言,器身主体为长方形,上有一近方形的柄;柄上再接一首;身、柄、首各部施有各种纹饰图案。铜制之外,见有少量铁制同类器。一般通长10~19厘米,宽4~7厘米。此类器物的著录始见于北宋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对其形制、尺寸等有过简要描述,并称之为"压胜钱"[1]。在清代,又有李佐贤的《古泉汇》[2]、冯云鹏和冯云鹓的《金石索》[3]、梁诗正等编撰的《钦定钱录》[4]也收录有这类铜器,亦沿用王氏的称谓并将其归入钱币一类,均认为是专门用于墓葬中镇墓辟邪的"压胜钱"。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宋元明清铜器撷英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向以先秦三代器为尚,对于宋元明清各朝的铜器则多视之为仿古品,较少关注。然而自宋以来的千年时光中孕育的诸多铜器绝非"仿古"两字可以完全概括的,其中蕴含的种种人文关怀与精雅风尚。

宋代仿古风气佛造像初探

《汉传佛像时代与风格》一书中将苏州灵岩寺出塔的两尊观音菩萨定为了宋仿唐,同时将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北周保定元年款观音菩萨像定为了宋仿北周。这让我们在认知了宋代仿古青铜礼器、玉器等器物之外,又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那就是宋代＂仿古＂佛造像。但是关于＂宋仿＂这的具体内容,书中并没有展开说明,也没有将这两组造像的宋仿风格进行细致的分析,也仅仅使用了＂风气＂这一词汇去形容这种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