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姜“淫妇”论质疑

宣姜在后世经学家对《诗经》的传统阐释中,一直是以“淫妇”的形象出现的,对她这样定位似乎已成定论。本文试图结合《诗经》文本,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春秋时期一些婚俗的分析,论证宣姜两次婚姻的合理性,由此对宣姜“淫妇”论提出质疑。宣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被卷入政治婚姻中,是一个可悲可悯的人物。其淫荡形象的确立是后世解经者“以诗附史,妄生美刺”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对她进行的虚妄的道德评判。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此诗岂必刺宣姜——也说《鄘风·墙有茨》等三首诗意旨

以"烝"、"报"婚为主的收继婚是人类婚姻史上存在过的婚姻形式,在我国春秋时期为合法婚姻,一度盛行。它与通淫等不正当的两性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后者为社会道德普遍所不许,备受谴责。《毛诗序》的作者出于政治教化目的,硬将《鄘风》中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三首诗的内容跟历史上卫国公子顽"烝"庶母宣姜的事情牵合附会,并大张挞伐;以后的许多论者变本加厉,以卫道者的情怀,愤怒贬斥、声讨。他们的道德批判脱离历史实际,主观臆度,于诗旨的探讨有害无益。

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

鉴于卫宣姜改嫁卫宣公、昭伯上烝宣姜是齐卫两国政治媾和的结果,卫宣姜谗杀卫太子伋、卫宣姜少子朔趁机夺取君位符合我国古代宫廷争斗的套路,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狄人攻破卫国的主要原因。卫宣姜儿女中不肖子、昏庸之君(卫惠公)所占比例小,而社稷之主(卫文公)和巾帼英雄(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所占比例大为客观事实。最终得出"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的结论。

《诗经》与宣姜:被理解的和被误解的

受传统的《诗经》阐释学和“美色误国”观念的影响，在《诗经》的《邶风》和《风》29首诗中，有11首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与宣姜有关。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的详细考察，从诗歌本文的实际出发，对《诗经》与宣委这一千古争论不休的论题进行辨析，认为过多地把《诗经》的内容牵附到宣姜身上是不合理的，《诗经》中有关她的诗只有《新台》、《君子偕老》和《墙有茨》三首。

《墙有茨》与“昭伯烝于宣姜”无干——兼论收继婚制

《诗经·风·墙有茨》全诗如下: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宣姜故事解读的刺奔主题与教化目的

《毛诗》婚恋主题历来备受儒家学者关注,在众多婚恋故事中,卫宣姜的故事尤为突出。卫宣姜戏剧性的政治婚姻经历给历代儒生提供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在解读过程中,道德教化意义不断凸显,形成了固定的刺奔主题。随着伦理道德观念的不断完善,以及对人物主体性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历代儒生解读逐渐突出了宣姜故事的道德教化意义。分析宣姜故事刺奔主题形成的原因,可知儒生对宣姜的批判实与《左传》中卫宣公至惠公时期卫国恶劣形象有关,也与宣姜形象和完美后妃形象背离有关。儒生在解读宣姜故事时有意忽视对史实的探求,强调国君夫妇失德对礼教的影响,体现出不同解读下共同的教化目的。

《诗经》中的宣姜故事

宣姜是齐国国君齐僖公的女儿,生活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宣姜并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姜是姓氏,宣是她丈夫的谥号,她的丈夫是卫国的国君宣公晋。卫宣公的父亲是卫庄公,卫国到庄公时,政局日益败乱。

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

一 关于载驰的主题和古人对它的评价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这是我国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爱国诗篇中掷地有声的名句,在她之前的18个世纪亦即公元前660年,我国百花初放的诗坛,也涌现出了一首引人注目、感人至深的诗篇——《载驰》,它就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为我们留下的一首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勇于打破封建礼教桎梏的作品。此诗见《毛诗》《鄘风》。其“小序”云:

《诗经》与中国上古人的“耳饰”

一、《君子偕老》篇中的女子耳饰与耳饰形态、称名《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第二章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诗写卫国夫人宣姜穿"翟衣",戴玉耳饰、象牙搔首,黑发稠密,无需"髢"(假发)之饰。诗虽状其美,然似有微词。贾公彦《周礼·内司服》"疏"说:"《鄘风》刺宣姜淫乱,不称其服之事。……(其)服翟衣,尊之如天帝,比之如神明。此翟……事神之衣服。"贾意谓:宣姜穿着礼神的"翟衣",一个俨然供"天帝之灵"凭附的"尸";其实,她是个淫乱女子,她不配穿"翟衣",也不配做"天帝之尸",所谓"不称其服也"。这里不管她配不配,她作为"帝之尸",所穿的翟衣及戴的玉瑱,无疑含有导灵接神的意义了。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及诗旨考辨

《君子偕老》是《诗经》涉及服饰最多的一篇。“副笄六珈”即包括“副”“笄”“珈”三种首饰。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及壁画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副”非“步摇”而是“假髻”;“笄”为“衡笄”,形制较长,用以固副悬瑱;“珈”为“笄首”,别有笄饰,“六珈”实际是六支或多支饰有笄首的短笄。“副笄六珈”是先盘发作高髻,左右施以衡笄固定,两旁以紞悬瑱,再加饰六支短笄装饰,达到盛饰效果。纵观全诗,无一字提及宣姜,更无讥刺之意。先儒多认为所写为宣姜,且凭“子之不淑”一句,将其视为刺诗,这与“不淑”古义及宣姜本事不合,也忽略了上古时期的烝婚习俗,因而不能将其视为刺宣姜之意。此诗当为美卫夫人,而悯其不幸、不能与君子偕老之诗。

《载驰》三题

(一)许穆夫人究竟是何人之女 《左传·闵二年》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由此,已明确《载驰》作者为许穆夫人,

《诗经·鹑之奔奔》考释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是一篇两章章四句的小诗。历代学者对此诗的分歧,主要在于“刺卫宣公”或“刺卫宣姜”的差别。当代学者比较公认的意见是“刺卫宣姜”,也有另作新说者,我们认为“刺卫宣公”之说可信。先看原诗: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春秋婚制考述

婚俗制度,从来是一个能动要素,它不停的发展着,随着社会从较低级向较高阶级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我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正在向封建制全面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春秋时周天子虽徒有空名,但周统治日久,其在宗法制度原则上所制定的婚制对当时各国起规范、引导作用,并形成固定的仪礼,成为当时婚姻习俗的主流。但与其时各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相适应,婚俗制度也呈不平衡状态,甚至与周礼所规定者殊别相径庭,古代社会的婚姻遗俗并不因此消亡,它们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婚姻制度出现着。本文试叙述如下:

周代婚姻禁忌述略

同每个社会都有选择婚姻配偶习俗规范一样,每个社会同时也实行着禁止一定关系的人或一定社会群体间的人相配为偶。禁止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及兄弟和姐妹一类血缘关系相近者之间的婚配,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禁忌。其实,对近亲繁殖的禁忌远不限于这个范围。在我国商代,禁忌范围就扩大到五代人之内。到了周代,则“百世婚姻不通”。

《诗经·竹竿》是许穆夫人的爱国诗

许穆夫人是我国最早的爱国女诗人。她是卫宣姜的少女,约生于公元前六九○年或稍后。卫懿公当政之时)将她嫁给许国(今河南许昌县张潘乡古城村)许穆公。公元前六六○年冬)狄人侵占了卫国国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朝歌镇),卫懿公战死,卫人东逃漕邑(今河南滑县东),立许穆夫人胞兄申为卫戴公,临时定都于漕邑,当时仅有五千人。戴公月余而卒。

宗法制与媵妾混同

媵妾与宗法,这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结;统治者实行宗法制度,其用意是要通过排斥媵妾来维护多妻制度下的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然而,无媵妾亦即无宗法,这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从媵妾与宗法这两者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中,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古代妇女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

我国古代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公夫人及《载驰》、《泉水》解

许穆公夫人是春秋时代卫宣公(名晋)的孙女,卫惠公(名顽)的女儿.齐僖公的大女儿宣姜是她的母亲,她和卫懿公、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公夫人是同胞的兄弟姊妹.嫁给许穆公,称许穆公夫人.《诗经》中的《鄘风·载驰》、《邶风·泉水》是她的作品.她是我国史传中有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