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金宣宗朝武将赐姓略议

金宣宗统治时期,金朝内外交困,战争频繁。为了应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更好地调动武将积极性,金宣宗以赐姓的方式来笼络、激励军功武将。尽管这些军功武将所获赐姓功利性色彩较浓,并存在一定争议,但金宣宗朝赐姓武将在金末抗蒙战争中守土御敌、收复失地,在伐宋征夏战争中冲锋陷阵、张弛有度,为延长金朝国祚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代宣宗朝财政问题初探

唐宣宗大中时期并不是过去某些学者所认为的财政好转时期,而是三司财赋入不敷出,日益衰竭的时期。财赋匮乏导致了财政三司使的地位空前提高,一方面大中时期三司使入相的情况日益普遍,另一方面首辅之相开始兼判延资库,直接掌握部分财赋。为了聚敛财赋,宣宗公然以羡余为考核官吏的依据,宦官集团掌控的内库系统因之地位上升,强化了宦官集团的干政能力。宣宗大中时期是中晚唐国家财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

金宣宗朝行六部设置考

行六部,是中央尚书省六部的派出机构。金朝末年,为满足大量内外战争的需要,设置了大量行省、行枢密院、行元帅府等军事机构。同时,为保障各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又设置了许多行六部。本文重点考述金宣宗朝的行六部设置状况。

唐宣宗朝中枢政治考论

史学界对唐宣宗朝中枢政治的研究,目前仅有零星论述而无系统性,这一则是由于历代史家偏重唐前期历史的研究,另则由于保存下来的有关宣宗朝的史料极少,难于措手。《旧唐书》、《宣宗本纪》云:“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十七史商榷》《宣宗简籍遗落》条云:“唐人所撰实录,至武宗止,……宣宗既无实录,……故云简籍遗落”;本文拟广搜两《唐书》、《通鉴》、《东观奏记》中的有关史料,对宣宗朝的中枢政治作一考辨论析。

《明宣宗行乐图》的持续在场与意识再现——运动技能如何表象“行乐图”的时间哲学研究

感知就是将主观的意识能量对象化为运动技能,运动技能的运行轨迹作为对象化的表象描绘出“行乐图”的整体外观,也正是整一性的“行乐图”的生成揭示出意识主体对于运动技能的立义前提是现在感知的持续在场。瞬间立义无疑是图像意识的当下在场,其内容可以是捶丸运动的全部动作,也可以是其每个动作的意识流程,而每一流程都归属于一个意识外化出来的直观,直观的物质材料就是有待运动意向充实的图像空间,进而“行乐图”构造活动的本质就是行乐者以其运动意向填充图像空间的意识再现过程。“过”是过往,过往是已逝时间客体的表象集合;“程”是图像,是表象集合的观念形态。由此,“过”的时间性与“程”的图像性在时间客体自身在此的意识变异中形成“行乐图”的观念界限。

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考略

明宣宗为训诫外戚恪守臣道,令杨荣从历代正史中摘抄有关外戚的史料,收录从汉到元外戚七十九人,分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两类,汇编而成《御制外戚事鉴》。全书五卷二册,图文并茂,十分精美。此书长期以来仅限于明廷赐给外戚,外间流传不广,虽经弘治年间内阁翻刻,但到明末此书已难寻觅。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也只求得天一阁所献两卷钞本,故录入存目类。现今在中国初刻本、钞本皆不存,唯日本东洋文库尚存一部初刻本,十分珍贵。

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

Ｓ．１１３４５号文书，经释读为唐大中二年（８４８年）敦煌光复，在由到报捷使者的报告后，唐王朝为褒奖张议朝而以宣宗名义颁发的一件正式的皇帝诏敕，是归义军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第二件皇帝诏敕，因此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

明代商喜《明宣宗行乐图》横轴及伤况之秘

本文简要追溯了古代行乐图之源,分析了明代商喜《明宣宗行乐图》横轴的内容,初步辨识了主要人物明宣宗及陈芜、金英、范洪等大太监;特别是尝试通过鉴定宫廷绘画的伤况来验证一段宫廷史。该图在宫中经四次人为和自然的损伤,它从贴落到上侧壁,再到装裱成大横轴,显现出日益受重视的过程,透露出经管者司礼监太监们的政治用心及其地位不断攀升的微妙细节。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

在明代史籍中 ,对宣宗孙皇后多有褒词。其实 ,这些记载多属不实之词 ,需予以澄清。孙皇后在明代中叶政治中所起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 ,孙皇后在宣德时期争金宝 ,废元后 ,变乱宫闱 ,促使明朝政治由清明向腐败转变 ;其二 ,孙皇后在正统“土木之变”时期 ,阻挠成阝王朱祁钰即位 ,影响抗击瓦剌入侵准备工作正常进行 ;其三 ,孙皇后在“夺门之变”这个导致明朝倒退的宫廷政变中起了消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孙皇后在明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变中 。

明宣宗法制建设述略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法制建设方面,明宣宗朱瞻基完完全全遵照太祖“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在其短短十年在位期间(1426—1436)几乎无所作为。然而,依笔者所见,宣宗十年的法制实践,不仅巩固了洪武、永乐法制建设的成果,而且对明初的法制也作了诸多革新,比如使法制倾向儒家化,由前代的严急走向平稳等,实际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这一时期合理的法制环境才使得“仁宣之治”成为可能。

试论唐宣宗吏治建设的几个问题

唐宣宗是唐朝后期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 ,他致力于吏治建设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论文试图从三方面对大中朝的吏治建设进行一些研究。通过这些研究 ,有助于揭示大中朝的概貌。

金宣宗对宋政策之失误

兴定元年(1217年),金宣宗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又发动了攻宋战争,不但未能达到拓展疆土、掠取宋朝淮南之地财物以及迫使宋人重新交纳岁币的目的,反而将宋朝推向敌方联盟,造成四面受敌以及“兵财俱困”的窘境,严重地削弱了金朝的抗蒙能力,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唐宣宗的社会发展思想探微

本文就唐宣宗时期的经济、政治、法治、吏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评述了唐宣宗的社会发展思想,指出了其作为唐后期一位杰出的君主,应给予充分的评价;唐宣宗的执政精神与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唐宣宗“大中政治”述评

历来史家对"大中政治"评价较高,或称之为"大中之治"。不过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实际上只是唐宣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则视而不见,或者是故意回避。因此,宣宗死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迄于唐亡。

金宣宗与夏神宗之比较研究

金宣宗与夏神宗是同时在位的金朝和西夏王朝的君主,他们在位时期,是中国北方地区历史变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执政时所采取的政策对各自王朝的最终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朝和西夏在金宣宗与夏神宗时期同时走向灭亡的事实,印证了金宣宗和夏神宗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在强大的蒙古冲击下最终匆匆告别历史舞台的无奈。

传统官史的近代异动:《清宣宗实录》对西方认知的转变

《清宣宗实录》对西方的认知具有从传统漠视夷人到近代重视洋人之间的“过渡性”特点。此前所修的清代实录,对西方的记载用的都是“天朝上国”观念支配下的轻视外夷的传统笔法;《清宣宗实录》修成伊始,文宗即谕令实录馆纂修《筹办夷务始末》,主动记载与西洋有关的各项交涉和活动;该实录修成五年后,清廷便正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可见,《清宣宗实录》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和书写,处于二者的过渡阶段,形成了认知和书写西洋文明的特色:对西方国家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从“顺夷”到“逆夷”的转变;对西方军事实力的书写,经历了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的转变。为了抵制以“西洋奇器”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蚀,《清宣宗实录》斥之为“奇技淫巧”,倡导“不贵异物”,但在抵御英军侵略时又被迫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反映了“近代早期”清人应对西洋文明冲击的矛盾状态。然而,宣录的西方认知和书写,已反映清廷天朝观念开始崩落,官史面对近代的转向已依稀可见。

《旧唐书·宣宗本纪》疑义考辨

唐宣宗为晚唐较有作为的皇帝,甚至有"小太宗"之美誉。但由于晚唐史录大多不存,故《宣宗本纪》脱误、夺文、衍文,差讹特别多,而且不少史实均有出入。在此予以考辨,以求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作为政治话语的题材与风格选择:明宣宗画猫

早期有关中国画的文献都强调绘画的政治宣教功能，如《论语》中“绘事后素”，《左传》中“使民知神奸”，《历代名画记》中“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等等，中国的统治者多以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正统思想，将绘画作为其政教的工具，绘画题材内容精心选择，处处渗透着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观，并借助视觉图像将此观念具体化、客观化地传达给观者，教化人民，以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