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宣徽使

金代宣徽使的官名出现于太宗时期,宣徽院设立于熙宗天眷元年。宣徽使作为宣徽院最高长官,职权在不同时期逐渐扩展,相继辖属26个司局,职掌国家诸礼仪,总领内廷诸事务,并具有参议朝政,出使邻国等职能。已搜检出的41位金代宣徽使中,汉人、契丹、渤海外族人达22位,占居多数;宣徽使以荫补入仕为主,其次为归降与出职,亦有以科举或世袭入仕者;宣徽使出任前多曾在宣徽院或宣徽院辖属机构任职,离职后大多继续留任中央,有的甚至升任执政官,少数则转任地方官。

唐代宣徽使再认识

宣徽院是中国古代一种专门性的宫廷服务机构,长官称为宣徽使。宣徽使最早设置于唐代,是一种使职,大致为后代各朝沿用。唐代宣徽使的权力职能前后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唐时宣徽使初设,仅仅是内诸司使之一种,与其他内诸使分担宫廷内外事务,只任用宦官;唐代后期随着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宣徽使逐渐权力壮大;晚唐时宣徽使进入权力中枢行列,与两中尉、两枢密使成为北衙诸司使之首,而宣徽使是诸司使庞大系统的总管家,权力达到顶峰。唐亡前夕不再任用宦官,地位重要,但权力不及晚唐,逐渐步入衰落的轨迹。现在可以考知姓名的唐代宣徽使、副使共有21人。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辽朝宣徽使初探

辽朝宣徽使的职责本自五代，宋，主要执掌朝廷礼仪、宴享百官、供帐、领殿前、内诸司之籍，并负有谏议、督修宫掖之责，同时往往奉命外出执行某种特殊使命。其地位相当尊崇。宣徽南院实即汉人宣徽院，北、南两院立徽使分掌北、南两面官系统的事务。两院与南京宣徽院一动一静，构成了辽朝完整的宣徽机构。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辽代宣徽使考述

辽代存在北院宣徽使、南院宣徽使、宣徽北院使和宣徽南院使四种不同称谓的宣徽使,其中北、南院宣徽使隶属于北面官系统,宣徽北、南院使则属于南面官系统。宣徽使离职后大多继续留任中枢机构,有的甚至进入宰执行列,或是出任北面宫官,部分则外任节度使、诸京留守等地方军政长官。作为内朝高官的宣徽使,其政治地位相当尊崇,在一定程度上辖领内诸司机构,负责契丹皇帝御前事务。

再論唐代的宣徽使

大曆(766—779)末年,唐設立宣徽院,由宦官任使,負責君王的娱樂活動,在內司中地位較低。此後,宣徽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至唐末,成爲地位僅次於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參與中樞決策的內使。宣徽使與掌庶務內司的聯繫並不密切,並非內諸司的領導。唐代內諸司没有形成獨立的政令-事務體系。它們處於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的指揮下,協同運作。

彷徨于新旧之间:北宋宣徽使新论

北宋宣徽使定位非常模糊,自宋迄今,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从国家高层人事运转来看,北宋宣徽使的基本定位当为现任执政大臣,而且是当时制度上唯一可以“出将入相”的现任执政大臣。北宋宣徽使看起来既像本官,又像职名,还像差遣,这种怪诞表象源自唐宋制度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多种内在矛盾。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怪胎,既没有像多数内诸司使那样阶官化,也没有像枢密使副、三司使那样差遣化,同时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旧时代”皇帝私家属性,可说是始终彷徨于新旧之间。不过,宣徽使“出将入相”的特性一定程度上符合国家治理需要,它的废罢对国家高层人事运转还是带来了许多问题。新设武臣太尉、文臣宣和殿大学士,二府大臣出镇,执政恩例兴起,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宣徽使废罢的反弹。因为曾与二府正长官同级,且一直存在“待勋旧”的传统,宋人更愿意以宣徽使相称。

唐故宣徽使梁公夫人刘氏墓志考释

长安为唐朝的都城,在今西安周边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唐人墓葬,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唐人墓志不断出土,为唐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最近出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一书中,收录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新墓志,其中就有这方《唐故宣徽使梁公夫人刘氏墓志》。为了便于论述,先将其全部文字移录如下。

论唐代宣徽使

论唐代宣徽使王永平唐代内诸司使的兴起，是中晚唐宦官专权局面得以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古时期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点渐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唐长孺先生和赵雨乐曾勾捡出庞大的宦官内诸司使职①，为我们理解唐宋之际封建政治制度中所发生的巨变，提供了...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元末明初宣徽文学的渊源、观念及影响

宣徽文人多源自汉唐旧家,其文化底蕴浸润于厚重的宣徽古朴儒学,深植“致用”观念。元末明初之际,他们一方面承继区内前辈文人的创作传统,保持活跃的文学态势;另一方面他们钻研文章之学,发展出“以道弘文”“辨体设文”“力学实文”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在此观念指导下,宣徽文人自觉对文风进行了相应的拨乱与调适,积极倡导与实践温和质朴的文学风尚。他们为回应文坛积习与时弊,多以古文为载体,植入了雄健一路,而后起的江西文人群体为融洽文坛布局与气象,多以诗歌为载体,再植入雅正一途。两地文人前后相继的救治与改造,才终成大明帝国平和雍容、雄健雅正的盛大文学景观。

《辽史·百官志》辨误三例

辽代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宫制也相应分为北、南两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对此,《辽史·百官志》分别记载北、南两面宫。其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错误百出。本文仅就枢密、宣徽、翰林三院作些考辨。

关于“庆历增币”——读史札记

宋辽澶渊之盟后三十八年——1042年(宋仁宗赵祯庆历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一年),辽和宋又发生了一次交涉。交涉由辽遣南院宣徽使肖英、翰林学士刘六符以国书正式向宋提出。事由有三:一是追讨旧账,说瓦桥关以南一带(即瀛、莫二州)本是石晋割属于契丹的,被后周夺去,并且提到宋虽“世修欢誓”,而“曾兴无名之师”,为“始终反复”;二是责问宋和夏构兵的缘由,说夏于辽“久已称藩,累曾尚主”,宋不顾而去打他,是所谓“已举残民之伐,曾无忌器之嫌”;三是违反盟约,说宋“营筑长垣,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有违盟约条款。综合三项事由,最后提出一个要求:“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全文见《全辽文》)。这样大的口气,顿使宋朝君臣饱吃一惊! 不仅要索回关南,而且提出索回“晋阳旧附之区”,即指北汉所有太原等十州、四十县,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无理讹诈。这样做,表面上是欺宋文弱,而骨子里却别有用意,但是这个用意。

宋仁宗的自守之道

宋仁宗赵祯不算是个牛气的皇帝,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他也没有如何高妙的思路,就算支持过庆历新政,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明君之—,此人最大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所谓"自守之道",是指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

晚唐五代宫廷乐官制度考述

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官设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教坊系统的乐官职能已从太常系统的统一管理中分化出来,宫廷音乐活动的重心也日益向教坊方面转移。与中晚唐以来宦官介入政治生活的背景相联系,晚唐五代时乐官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这为宫廷音乐生活的娱乐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总体上,晚唐五代时期的乐官制度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宋代乐官制度提供了制度上的范式。

唐代宦官管理制度述论

唐代宦官管理机构前后变化颇大。唐前期主要由内侍省进行管理,唐后期分别由枢密院与宣徽院进行管理,内侍省仅负责对宫廷内部事务及杂役的管理。南衙诸司只是针对宦官的勋爵、品阶、荫补、俸禄等方面进行协调,并不过问宦官的选用、升迁、差遣、奖惩等事,一切均以皇帝的制敕为准。

《宋史》释义与勘误二题

《宋史·职官志》卷十一俸禄条目下“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百千”表述模糊。龚延明在《宋代官制辞典》中理解为“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一职的俸禄为“三百千”,但与史料中关于宋代宣徽使与签书枢密院事二职的俸禄记载、《宋史》同卷中关于官员禄粟、元随衣粮待遇的记载矛盾。考证认为,其含义应为“节度观察留后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者之俸禄为“三百千”。《宋史·吴益传》将南宋初两位吴益之经历混入一传,经考证,此传为外戚吴益之传,属于秦桧孙女婿吴益的部分当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