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宣武帝宗室政策的变轨

北魏宗室泛指始祖神元帝的全体后裔,他们贵为统治集团的根基。重用宗室乃王朝的国策基准,但随着洛阳政局的演变,政策内部发生重大调整。宣武帝一改孝文帝提携服内近属、离忌出服疏宗的方针,竭力培植以非道武子孙为主的疏族,抑制近属势力的膨胀,利用家族化改革造成双方的利益纠葛和情感隔阂实现权力制衡,使专制皇权赖以伸张。宗室是封建皇权主义的附庸,最终却背离初衷,深陷自我否定的逻辑悖论。北朝官修史书把迫害近属的责任推给外戚高肇,掩饰真凶宣武帝,古典史籍的政治宣传功能由此可见一般。

北魏宣武帝朝三后之争

北魏孝文帝临终确立以宗室为主的六宰臣辅政格局,旨在杜绝母后干政现象。宣武帝却排斥宗室而重用贵族于烈和母舅高肇,以求改变局面。于烈和高肇均将侄女送入宫廷,以此巩固自家权势。随着于、高两家外戚在朝廷沉浮,于氏与高氏也在后宫展开激烈斗争,但结局却是并无外戚支撑的胡氏胜出,进而导致胡太后临朝听政,这是孝文帝始料不及的。

元禧专权与北魏宣武帝初年政局

北魏孝文帝临终前,为了巩固宣武帝皇位,设置了以宗王为中心的"六辅"体制。孝文帝死后,辅政宗王之间相互斗争,最终形成咸阳王元禧专权局面。元禧专权与宣武帝皇权形成了尖锐矛盾,宣武帝利用禁卫军、侍臣势力一举废黜"六辅"体制。激烈的矛盾斗争对宣武帝即位之初的政局,以及宣武帝亲政后的政治统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氏家族对北魏宣武帝亲政的鼎力作用

北魏孝文帝临终之前,设立以宗室咸阳王元禧为首的六辅政大臣,同时又以代北勋贵于烈为领军将军牵制诸王。随着宣武帝年龄的增长,皇权与王权之间矛盾激化,宣武帝利用领军将军于烈与辅政宗王之间的矛盾,依靠于烈所掌握的禁卫军一举废除了辅政制度。

北魏宣武帝永平五铢钱

元恪，鲜卑族，孝文帝元宏次子，母高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立为皇太子。太和二十三年四月，继元宏为北魏皇帝，年十六岁。宗室诸王专权，景明二年(501年)始亲政，立皇后于氏。正始三年(506年)对外用兵，但屡为南梁所败。以致财政困难，遂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小郡减半，国政大坏。元恪佞佛，养西域僧人三千，并常给众僧及朝臣讲演经义。贵族仿效，佛教大兴。延昌四年(515年)元恪死，谥宣武帝，庙号世宗。曾用年号：景明、正始、永平、延昌。

北魏孝文宣武时期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北魏孝文宣武时期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积极倡导学习汉文化,使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孝文帝和宣武帝重视学习汉文化以及地方官吏的积极支持,再加上有良好的重学氛围,因此,此阶段教育发展与北魏其它时期相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

广平王元怀是北魏宣武皇帝的同母弟弟,他见证了洛阳政局的演变和宗室政策的转轨。这般重要的历史人物,《魏书》其本传却极简略,现今仅存一残句。校勘者历来认为此传魏收原文早已亡佚,今文乃后人增补。然若细致考查元怀与宣武帝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元怀是孝文帝太和末年夺嫡之争的见证人和皇位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兄弟二人反目成仇,演绎出人间悲剧。北魏史官慑于"国史狱",对元怀事迹中涉及宫闱隐秘者加以删改讳饰,魏收修史承袭其弊,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只有联缀相关史料及出土碑志,方能粗略勾画出元怀独特的人生轨迹,并解答元怀传记严重残阙的原因。

北魏坐榻维摩画像源流考释

崔光实际上是促使维摩信仰在北魏中晚期广为盛传的关键人物,他对孝文、宣武、孝明三代帝王的影响,左右了北魏维摩信仰的历史演进,同时也是平城时代后期云冈出现胡服坐榻维摩像的导源。这一画像形式几经演绎,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汉装坐榻维摩形象,并对后世维摩画像产生了影响,宋元绘画中的坐榻维摩即发端于云冈,并经龙门、莫高窟渐次演绎为坐榻维摩的图像系统。

北魏甄琛之父“超登正四之官”考辨

今本《魏书·甄琛传》载北魏朝臣抨击甄琛之语"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云云。这绝非正常的人事任命,而是违反常规的破格起家。研究发现,北魏四品以上是皇室至亲和庶姓功臣专享的起家区域,对应超品乡品。而后者集中在从四品的边缘位置,正四品以上主要留给皇王子孙和诸蕃王。甄琛家族起自寒微,其父染指宗室上层的起家特权,违背了贵族流品原则,难免引起激烈争议。宗室成员率先发难,揭示矛盾的焦点,但实质还是反对宣武帝抑制近属宗王的施政方略,又夹杂代人种群与汉族恩幸集团的民族隔阂,二维交错主线使得问题错综复杂。只有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和相关制度元素,方能诠释传文所述内容的真实含义。

新见北魏元进墓志探研

齐运通先生《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一书收录新见《魏故苻(符)玺郎中元进墓志》,对于了解北魏洛阳时代的政局,特别是宣武帝的宗室政策大有裨益。该志篇幅简短,但内涵丰富,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广泛联系同类宗室墓志,方能揭示其中隐含的政治深意,进而破解王朝命运的历史密码。元进祖出昭成帝,是服属疏远的非道武子孙,在孝文帝的家族化改革中渐趋边缘化,故而获得急欲揽权的宣武帝的信赖,得以亲近内侍的身份统领宗士,执掌符玺,参与枢机。透过元进墓志可知,宗室政策的变轨是宣武帝巩固专制皇权的必要举措。

三方元魏宗室墓志透露的历史真相

河南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宗王元羽、元详和元勰墓志在内容、风格和形制方面高度相似,但等级规格远逊于正常的宗室墓志,似有特意贬抑之痕迹。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洛阳时代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三王皆手握重权、声望显赫,对宣武帝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故而死于非命。雷同的三方墓志恰可证明皇权与宗王相权的冲突是宣武政局的主要矛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三方墓志进行系统的排比研究,是管窥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洛阳时局的有效方法。

三方元魏宗室墓志透露的历史真相

河南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宗王元羽、元详和元勰墓志在内容、风格和形制方面高度相似,但等级规格远逊于正常的宗室墓志,似有特意贬抑之痕迹。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洛阳时代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三王皆手握重权、声望显赫,对宣武帝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故而死于非命。雷同的三方墓志恰可证明皇权与宗王相权的冲突是宣武政局的主要矛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三方墓志进行系统的排比研究,是管窥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洛阳时局的有效方法。

略论北魏亲蚕礼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北魏宣武帝时期创制的亲蚕礼既体现了他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对其父孝文帝在礼制上汉化改革的继续。通过对北魏亲蚕的时间、地点、主要参与者和车舆的考察,不难发现北魏亲蚕礼既参考了周制,也吸纳了汉魏仪注。北魏亲蚕礼的"沿",主要有亲蚕的时间、地位、主要参与者和主要建筑;"革"主要有亲蚕的地点、舆服和祭祀的蚕神。北魏、北朝亲蚕礼有开创性、继承性、多样性、传递性等特点。

6世纪初北魏令狐氏佛教写经探赜——以令狐崇哲为中心

6世纪初,宣武帝拓跋恪继位,佛教在北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令狐氏对敦煌佛教写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统计,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于511至514年间的16件敦煌镇官方佛教写经卷本中,有二分之一的作品出自令狐氏族人之手。令狐崇哲作为其中的领导者,他的写经风格不仅继承了“北凉体”风格,同时也推进了北魏在抄写佛教经文上由隶向楷的字体衍变进程。

惟新魏历:北魏后期的历与正统塑造

汉晋南朝时期,新君主受禅革命,往往同时围绕“历”展开两种举措以塑造其正统:一为在诏书等官方文书中强调历数,二为改用新历法%北魏诏书本不甚重视历数,自宣武帝时起却突然开始大量使用“历”字来宣示正统。其原因在于宣武帝从叔父辈手中夺权,急于证明自身合法性,同时又面临着南朝对其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在此双重诉求之下,宣武帝很可能根据从具有南方文化背景的名臣刘芳处获得的知识,开始以“历”为中心进行正统塑造,其具体表现即诏书用“历”字以及修订新历。至孝明帝正光年间,新历正式施用,北魏至此终于融入汉晋南朝形成的这个新传统中来。

國家財政視角下的北魏貨幣經濟研究

北魏一朝,貨幣經濟的時空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對北魏政權的衰亡産生了一定影響。本文從國家財政的視角研究北魏貨幣經濟,重點觀察貨幣的發行和流通對國家維持統治的作用。有關北魏的財政,學界已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王萬盈先生《轉型期的北魏財政研究》,1陳明光、王萬盈《中國財政通史》第八章《北朝財政》.

贾思伯与《北魏贾使君碑》

北魏贾使君即贾思伯,以儒术为家学,本是武威著姓。太武帝灭北凉后,将其家族东迁至齐郡,遂注籍为齐郡益都人,而碑文载其本贯为武威人。宣武帝时,贾思伯曾先后出任南青州刺史、兖州刺史,见青齐连年饥荒,州民各怀去就,礼仪废阙。贾思伯用法整训,均平赋税,复兴儒学,州境大治。本文运用碑刻材料,结合相关文献,考察青齐的社会经济状况及风俗。

帝后礼佛图拓片考

帝后礼佛图浮雕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凿刻于北魏宣武帝时期,意图纪念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皇后。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组浮雕被当时做洋庄生意的商贾盗凿,两面浮雕分别贩售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致使我国重要文物外流。在浮雕被盗凿之前,多位域外汉学专家曾造访踏查浮雕,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本文考证的拓片,也出于浮雕遭毁前的传拓,较为完整地存印并再现了浮雕全貌。

高肇专权与高丽高氏的中原之路

北魏迁洛以后的数十年间,在代北鲜卑贵族加速汉化的同时,许多来自边缘的人群也逐渐进入鲜卑显贵—华夏士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心。出土材料中的证据表明,在史书中声名狼藉的高肇及其家族,通过冒姓渤海高氏进入了中原士族社会的核心圈子。高肇及其家族在宣武帝时期的崛起,并非仅仅是凭借外戚的身份,而是政治权力的助推与士族社会的接纳等多重合力造就的。进入权力中心与冒姓中原大族,越来越多来自边缘的政治家族被吸纳进北朝的政治、社会秩序之中,士族社会本身也随之发生着潜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