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新见清末“务本子”“破迷子”宣讲小说述要

清末四川地区,由"破迷子""务本子"编辑或校正的川刻宣讲小说多达八部。其中,务本子编辑的宣讲小说有《照胆台》《惊人炮》《自新路》,破迷子编辑的宣讲小说有《大愿船》《孝逆报》《脱苦海》《上天梯》《保命金丹》。二人编辑的小说,讲唱结合,多取近时、近地之事,亦有不少改编之作,劝善主旨明确,故事性强。这些宣讲小说,昭示了晚清川刻白话宣讲小说的兴盛,丰富了晚清白话小说的遗存。

新见晚清云贵宣讲小说七种述要

清后期的西南地区出现大量有关宣讲圣谕六训及圣谕十六条的文本,其中新发现的云南、贵州的7部宣讲小说,即《石点头》《辅世宝训》《[忄省]惺集》《二十四孝案证》《阴阳鉴》《擎天柱》《八宝金针》。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演绎圣谕,有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对民国宣讲小说有深远影响,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宝贵资源。

新见晚清滇黔长篇宣讲小说五种

近年来,有关宣讲小说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及理论研究已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仍有许多文献资料尚未被研究者所知。近来笔者发现滇黔地区存在不少晚清善堂刊刻的《广化新编》《滇黔化》《济世良丹》《扶世良丹》《辅道金针》等长篇宣讲小说五种,从不同角度演绎清代的圣谕十六条。这些小说表面上具有传统小说的形式,却因着力于劝善而未被学界关注。本文特对此类小说予以介绍,以促进相关研究。

论晚清宣讲小说的宗教性特征

晚清社会盛行的宣讲小说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然而,具有宗教色彩的宣讲仪式、"代天宣化"的成书方式、"神谕救劫"的叙事表达及实践,远儒而近释道的"行善观",都给小说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宗教外衣。宣讲内容的"神谕"性,宣讲行为的神圣性,宣讲文本及宣讲功能的神异性,共同构建了以道德为体而富于宗教色彩的宣讲小说。在灾难深重的时代,这层宗教外衣是"正人心,明风俗"的途径与手段,亦是宣讲小说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稀见岭南晚清圣谕宣讲小说《宣讲博闻录》

稀见本《宣讲博闻录》由岭南晚清善堂组织调元善社编撰,属文言圣谕宣讲小说,内容围绕康熙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多取材于当时新鲜有趣的奇闻逸事,人物形象贴近生活,注重情节和环境的铺陈渲染。

西南地区宣讲小说及其劝善唱叙的文体、知识及信仰

晚清民国西南地区存在着大量以说为主、说唱结合的宣讲小说。这类小说具有强烈的“宣讲”意识,小说集与故事的命名、序文中大量的“宣讲”条规、文本之前的圣谕及神谕罗列、围绕圣谕的宣讲内容、大量劝善诗文的融入、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以案为证的讲述模式等,都导致它与其他通俗说唱小说文体的不同。这种独特的文体建构起迥然有别于其他传统小说的知识系统,涉及圣谕、宗教、伦理、故事等。宣讲者通过劝善诗文与故事,巧妙地融社会关系知识体系于其中。小说在传达皇帝及神灵的谕旨、执行国家教化任务的同时,赋予宣讲行为神圣性,甚至上升为一种信仰,促使宣讲者虔诚地“讲唱”、民众虔诚地“听闻”与传播,从而达到劝善之目的。

论宣讲小说的“经权书写”--以女性的“道德困境”为中心

宣讲小说是晚清出现的道德教化文本,儒家倡导的"守经行权"思想,是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守经"与"行权"是儒家重要的方法论,它的运用在宣讲小说中主要体现为:身处弱势地位的女性,在面对固守贞节的道德理想与亲无所养、幼无所育等道德现实所构成的道德困境时,她们能够灵活变通,在符合儒家仁与礼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对此两难境地进行突围。宣讲小说倡导的"经权思想",没有脱离儒家"仁礼原则"的生活智慧。由于历史的局限,宣讲小说仍存在很多不足。

论四川宣讲小说集群之成因及特征

晚清宣讲小说是以康熙《圣谕十六条》为旨归,阐发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文本。四川宣讲小说产生于晚清四川境内,具有空间聚集、时间集中和创作主体意愿趋同的“集群性”。究其成因,有四川文化空间上的封闭性和趋同性,顺应晚清“圣谕”宣讲“普适性”的改革和小说编创者强烈的、一致的著述意愿等方面。集群的四川宣讲小说有其独特性,表现为保留大量的四川方言俗语和民俗资料;保留案头阅读之外的说唱艺术价值;存在不同作品间互相摘录、援引或改编、重写同一故事的情况。

聊斋宣讲小说改编特征研究

“宣讲”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规范百姓思想行为而实行的重要政教措施,作为宣讲活动辅助材料的宣讲小说在清中后期广泛传播。目前发现改编自《聊斋志异》故事的宣讲小说有116篇。聊斋宣讲小说既是《聊斋志异》传播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教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聊斋志异》在改编为宣讲小说的过程中重人伦关系的题材选择,注重以适应宣讲小说独特的艺术形式强化其道德规范,同时以灵活的情节设置增强道德教化的指导性,有着鲜明的教化特征。

清后期宣讲小说的救劫弘道叙事

晚清大量的白话宣讲小说,充满了深切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末世的恐慌下,叙述者反复诉说个体与群体之“劫”,谆谆教导民众如何“救劫”,夸饰圣谕宣讲的神圣性,并在故事中大量植入神灵、神谕、死而复生、附体等,将其作为对下层民众教化、规训时所采取的策略。契合圣谕主旨的善与善行在“救劫”过程中促进了凡圣之间的交流、沟通、转换。作为宣传圣谕的“案证”,即便叙事有些雷同化,却因融合了“记实性”与神异性而为民众所喜爱,成为清后期重要的弘道方式。

聊斋宣讲小说训诲化与抒情化倾向

清代有不少取材于《聊斋志异》的宣讲小说,它们以说为主,以唱辅说。在圣谕宣讲的语境下,宣讲者的选材有一定的趋向性,叙事意图较原作也有很大不同,大体而言,是从“志异”转到现实,从“抒愤”转到劝善度世。“说”的部分为宣讲者的故事讲述与议论,“唱”的内容多为对事件的复述与人物的劝诫、抒情。独特的说唱结合的形式与说唱内容,呈现了故事,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使小说呈现出训诲化与抒情化倾向。

论清代圣谕宣讲与白话宣讲小说——以四川地区为考察中心

白话宣讲小说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它产生于清代圣谕宣讲的背景之下,是民间宣讲圣谕和善书留下的案证故事集及改编本。白话宣讲小说不是话本小说,以《跻春台》为代表的这些作品与话本小说在起源、创作目的、文体特征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如故事中的韵文与话本小说中的韵文插词不同,它常用于人物语言对话,特别是宣泄人物心情,属于韵文唱词。圣谕宣讲和说善书通行全国,不少地方都留下了作品集,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丰富,这些以本地方言口语写成的作品可称为方言小说,它们不仅丰富了清代白话小说的遗存,而且成为语言研究的宝贵资料库。

以案为证:晚清宣讲小说的文体特征及成因

“以案为证”是晚清宣讲小说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凸显了小说的“以案释理”特色,还表明小说深受说理思维及明清圣谕说教、善书“案证”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时人对故事说理功效的认同。故事或日常生活事件是“案”,圣谕、神谕或传统伦理道德是其所“证”,“以案为证”的宣讲小说主旨明确且劝善性明显。“案证”在故事中的长度及在整部书中的比例直接影响了其所在文本的形态。将故事作为“案证”,虽导致“案证”类宣讲小说在情节及人物形象上不能与文人拟作的话本小说相媲美,但仍有可取之处。

一部被湮没的岭南晚清小说《宣讲余言》

《宣讲余言》是岭南晚清民间小说家叶永言和冯智庵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文言小说集,小说围绕着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广泛地反映了岭南晚清的社会现实,语言以散体为主,兼用通俗平易的骈体语言。

三言二拍宣讲小说的伦理本位

清代中后期大量宣讲故事本自三言二拍,为宣讲圣谕或教化需要,其劝善性大大增强。编撰与宣讲故事不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成为积善累功的善行,题材大多倾向于写实且侧重于家庭与社会伦理,故事是言说伦理或圣谕的“案证”,所增加的唱词部分多为人物的宣教,宣讲小说对三言二拍故事的删减、敷衍、增添、更改,都服务于道德劝善,“醒心”成为宣讲小说的主要目的。由于总体上遵循了原小说的情节结构,采取了说唱结合的方式,宣讲小说仍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与娱乐性,这反过来加强了小说的感人效果,从而达到宣讲目的。三言二拍宣讲小说对三言二拍的传播有积极影响。

《宣讲集要》的辞书编撰价值——以第8-9卷为语料

《宣讲集要》是清代巴蜀地区的白话宣讲小说。文章主要以《汉语大词典》和《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对象,从补充漏收词目、补充失收义项和提前书证时间三个方面探讨《宣讲集要》第8-9卷的辞书编撰价值。

《缓步云梯集》“敦孝弟”故事中女性书写的政治话语

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孤本圣谕宣讲小说《缓步云梯集》,以圣谕十六条中“敦孝弟以重人伦”为指导思想,塑造了诸多理想孝妇和小部分“虿妇”形象。小说中女性言行的刻画、因果报应的描写和作者的话语干预即叙述者干预中都渗透了政治话语。在政治话语笼罩下,女性贞节的理想化书写一方面表现了道德宣讲对女性生存需求与困境的粉饰,另一方面展现了程朱理学贞节观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明清圣谕宣讲文本的诠释学考察

明清圣谕宣讲文本是圣谕宣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诠释性活动的结果。明太祖《圣谕六言》、清顺治帝《圣谕六条》、清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及清雍正帝《圣谕广训》等“四圣谕”性质为政令文书,又被逐步塑造成与儒家六经等同的“经典文本”,这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和被反复诠释的必要。阳明学派是圣谕宣讲文本形成与定型的关键力量,一方面,阳明思想的平民化取向为诠释“四圣谕”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学派学者又亲身参与到圣谕宣讲制度的完善与圣谕宣讲文本的创作中。圣谕宣讲文本的诠释体式,以移风易俗为根本目的,以通俗易懂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以“闾巷俚语”为主要语言形式,以“唤醒—体验”的心理诠释法为主要方法,以引诗说理、引律说理、引因果报应故事说理为次要诠释方法。晚清宣讲小说与传教士文学的出现、发展,都得益于圣谕宣讲文本倡导的语言样式和诠释体式。

清末民初“说善书”文学探析

"说善书"是清末至民国间盛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可分为有故事情节的"宣讲小说"和无故事情节的"说教唱词"两类,均采用"拟话本"体制;因其说唱艺术之"口头程式",严重削弱了说善书的文学性;说善书与宝卷容易混淆,所以在民间文学史中往往被忽略,而近代文学史中不提宣讲小说,则更多是出于学者的主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