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话语:一种检视西方立宪基本价值的中国视角

晚清立宪运动以来产生的“宪法—富强”范式被自由主义宪政教义学批评为对宪法基本价值的工具性理解。但是,内含着资本本位、宗教依托和种族优越三大叙事的西方立宪政治价值准则也不过是西方有产者发明出来巩固、扩大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性理念,具有强烈的“地方知识”色彩。因此,诉诸西方立宪政治模式以求得国家富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先秦法家富强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推动形成了“富强—宪法”范式,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富强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开创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宪制发达模式,其创造性阐发的宪法价值理念才真正具有了“道”的品质。

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一是通过涉宪性审查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二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援引宪法依据,当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对《民法典》“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的规范分析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的大讨论,大的面向存在私法自治论和宪法母法论的分歧,也是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各自固守其教义学本质对各自学科的坚守,然而,私法自治论有失偏颇,宪法母法论有待完善。下位法的立法活动既包括具体化宪法的部分,也包括吸收不违反宪法之民间规则的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宪法理解为母法,把其他法律理解为子法,但下位法的法律效力来自宪法授权,下位法需要受到宪法的合宪性控制。通过对《民法典》“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进行规范分析,规定体现了立法权法定的法治原则,彰显了宪法根本法地位,维护了法秩序统一,表明了宪法规范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保障了宪法实施。因此,在《民法典》中设置根据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规范意义。

网络暴力与道德宪治:基于系统论的分析

网络暴力是道德系统内在的自我强迫性增长所产生的结构性压迫。道德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演化出自我再生产的功能系统,由此获得了一种不受外部约束的内部增长态势。道德系统不仅侵蚀了个人心理系统,而且将自己偏执的理性强加给其他社会子系统。对网络暴力的现有法律治理模式可以被归纳为个人主义模式、组织主义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但它们都难以限制道德系统的内在扩张性。系统自控模式主张对道德系统的限制只能来自道德系统自身,通过在系统内部建立对立结构来对系统的病态扩张加以限制。道德宪治就是对系统自控模式的规范化与合理化。道德宪治是通过宪法这个结构性耦合机制,来为道德系统设定社会自治的框架,从而在不破坏道德系统功能自治的前提下,在其内部建立“反向结构”,进而达到以道德限制道德之功效。

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关系

在“《欧洲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决议”解释性备忘录中,欧洲委员会首次接受了“多层次立宪主义”这一概念,文章深入分析了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的内涵,特别是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了国内宪法秩序与《欧洲人权公约》互补性的重要性。尽管欧洲委员会承认多级立宪制下可能存在的法律秩序紧张关系,但任何解决策略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律义务,并维护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威和信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欧盟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潜在冲突,并通过意大利塔里克(Taricco)案等司法对话案例,展示出这些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时的挑战。最后,文章提出通过司法对话和创新机制,如设立由国内法官参与的欧盟法院混合庭,来缓解不同法律秩序和法院间的紧张关系。这将有助于确保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体系在尊重各国宪法和欧洲人权标准的同时,促进法治、民主原则以及成员国主权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和谐协调,推动整个欧洲法律秩序的共同进步。

未婚母亲权益保障的宪法学审视——兼论我国宪法中母亲保护条款的解释方案

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有学者主张“母亲”的宪法内涵包括未婚母亲,这可能为未婚母亲向国家寻求自身权益保障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但该条款并未明确“母亲”的外延界限,又缺乏明显的基本权利特征,因此有必要进行宪法解释。母亲保护条款具有基本权利面向,“母亲”在制宪原意中是受制于“婚姻、家庭”的法律身份,并非单纯建基于生育事实。而以生育行为作为切入点,也能从婚姻权推导出“婚姻、家庭、母亲”之间的社会关联必然性。母亲保护入宪滥觞于《魏玛宪法》,自1936年《苏联宪法》起逐渐累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传统,在我国宪法史上则由产妇保护演变而来,其历史脉络能为上述解释方案提供佐证。母亲保护主体限制的合理性还能由维护母亲在家庭秩序中的个体自由,以及平衡家庭稳定与婚姻自由等立宪目的予以证成。尽管未婚母亲难以诉诸我国宪法中的母亲保护条款,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义务与人权保障条款等解释路径仍可能在宪法框架内安顿未婚母亲权益。

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宪法学之研究方法转型

宪法学之研究大致基于三个层面:价值宪法学、规范分析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公允说,当前宪法学之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宪法学与规范分析宪法学层面的研究上,宪法解释学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成为一种学术主流。在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就是依宪行政的当下,必须把宪政所蕴涵的真理性价值转换为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的贡献则主要是为国家宪政机制提供一套得以运行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宪法解释,研究这套解释方法的学问就是宪法解释学。因此,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就是关乎宪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大问题,也是确立宪法解释学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文本·程序·政治:“宪草报告”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宪草报告”是一直被学界忽视的重要宪法文本,其对于研究中国宪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宪草报告”作为宪法草案精神的系统说明与阐述,对于人们全面理解制宪或修宪的背景、原则与主要内容等提供了权威性的释解与依据。另一方面“,宪草报告”并非只是静态存在的文本,而是在制宪或修宪过程中,存在由特定主体将该报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报告的程序。因此“,宪草报告”除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外,还具有特殊的程序价值以及政治价值。本文以中国制宪史上存在的“宪草报告”程序及由此产生的“宪草报告”文本为分析对象,旨在阐释“宪草报告”中所隐含的文本功能与价值、程序功能与价值以及政治功能与价值,从而更充分地理解中国宪法。

司法应当在宪法制度下合法运行

通过考察司法概念在中外制度上的演变,指出司法概念在当下制度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过考证司法概念在我国目前制度化的状况后指出:司法概念目前不属于我国现行宪法所认可的制度化术语,它的正当性主要存在于执政党的司法政策中。要贯彻落实依宪治国的指导思想,必须提倡依宪司法,而当下要实行依宪司法的首要任务就是司法入宪。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出发,我国司法入宪中的司法只能是广义上的,而司法入宪的结果必然要求宪法司法化,在广义司法框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属于享有最高司法权的最高司法机构。与此同时,法院、检察院也应当在司法入宪的前提下,依宪司法,推动司法宪法化,保证宪法在司法审判中得到正确的实施。主张只有司法被纳入宪法制度下运行,司法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制度功能,充分发挥其公正为民的法律救济作用。

万历援朝战争议和初期明鲜关系探究——以司宪出使朝鲜为中心

明朝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面临供应不足军心涣散之困境,宋应昌隐瞒日军未退事实,明朝逐渐转向议和态度,派司宪宣谕朝鲜自立自强。而朝鲜却寄希望于明朝继续进军从而收复全境,围绕司宪展开外交活动以图突破明朝主和派的情报封锁。司宪奏报实情的主张与主和官员发生冲突,因自身不检点被弹劾,最终遭革职追赃。此事体现了明朝议和背后在内与外之间的权衡考量,反映出两国对于此次战争的不同认识,显露出两国间封贡关系的实像。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分析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将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纳入司法权范畴。宪法的司法化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我国宪法发展的趋势。然而,宪法司法化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从规制方式、规制模式到监督主体等的转换是宪法司法化的重要途径,并基于此对宪法规则作重新构设,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刍议

一般意义上的宪政,应是以宪法存在(即立宪)为前提,以宪法的不断完善(即修宪)和宪法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实现(即行宪)为基本标志和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是伴随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开始的,至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宪政之路。1982年宪法颁布和实施至今,是我国宪政建设的最好时期。今后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论宪法关系

论宪法关系梁忠前探求和考察宪法关系既是深化宪法学理论研究、促进宪法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国家宪政与法制建设的实践需要。本文拟对宪法关系问题作一些理论研究和分析。一、问题的提出现代世界民主政体形式下的法治实践，普遍建立在以宪政关系为根本的...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

一部"良宪"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是树立宪法权威、实现良法善治的规范前提,更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文本基础。我国现行宪法虽历经四次局部修改,但仍存在诸多疏漏和不完善之处,在日新月异的改革进程和社会现实面前已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陷入困局的宪法解释和局部修宪无法实现宪法精神与面貌的全面更新,也无法满足宪法整体性变革的时代需求。只有适时启动全面修宪,修订一部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新宪法,方能为宪法权威的真正树立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铸就新时期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宪法根基和法治动力。

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普遍约束性及其限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混合权力主体,兼享释宪权和立法权。其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是行使宪法明确赋予的释宪权的结果,包含了宪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性,不同于普通的立法和决定。但是对于同样享有涉宪性权力的全国人大而言,审查决定仅约束其立法活动,不约束其通过行使修宪权而进行的宪法监督。对于常委会自身而言,审查决定除非在实质确定力的范围内遮断后来的审查申请,否则不以先例的方式排除常委会修正有关宪法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本身的至上地位,保持宪法规范的生机活力,保留最优化宪法解释的可能。这种有限度的普遍约束性,有利于协调合宪性审查和民主立法这两种释宪场域间的张力,使合宪性审查决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形成稳定而又具弹性的宪法秩序。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重访改革历程:作为宪法变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八二宪法的颁布处于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中,但到1993年宪法修改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则经历了从制度探索到宪法变迁的过程。“市场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原因在于八二宪法肩负着支持改革与重建法制的双重任务,在改革早期年代难免存在张力。在宪法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中,宪法变迁现象有必然性,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对此密切关注,有关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宪法实施规律的认识,也为后来的成功修宪营造了思想环境。在宪法变迁中实现宪法规范的更新,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路径,这是市场经济入宪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

论意大利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法院是意大利专门的司宪保障机构 ,由国家元首、议会和司法机关任命的十五名法官组成 ,履行使宪法赋予的违宪审查权。本文主要介绍了意大利宪法概况、违宪审查的法定机构及其组成、违宪审查的工作机理、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