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一是通过涉宪性审查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二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援引宪法依据,当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网络暴力与道德宪治:基于系统论的分析

网络暴力是道德系统内在的自我强迫性增长所产生的结构性压迫。道德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演化出自我再生产的功能系统,由此获得了一种不受外部约束的内部增长态势。道德系统不仅侵蚀了个人心理系统,而且将自己偏执的理性强加给其他社会子系统。对网络暴力的现有法律治理模式可以被归纳为个人主义模式、组织主义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但它们都难以限制道德系统的内在扩张性。系统自控模式主张对道德系统的限制只能来自道德系统自身,通过在系统内部建立对立结构来对系统的病态扩张加以限制。道德宪治就是对系统自控模式的规范化与合理化。道德宪治是通过宪法这个结构性耦合机制,来为道德系统设定社会自治的框架,从而在不破坏道德系统功能自治的前提下,在其内部建立“反向结构”,进而达到以道德限制道德之功效。

“富强”话语:一种检视西方立宪基本价值的中国视角

晚清立宪运动以来产生的“宪法—富强”范式被自由主义宪政教义学批评为对宪法基本价值的工具性理解。但是,内含着资本本位、宗教依托和种族优越三大叙事的西方立宪政治价值准则也不过是西方有产者发明出来巩固、扩大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性理念,具有强烈的“地方知识”色彩。因此,诉诸西方立宪政治模式以求得国家富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先秦法家富强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推动形成了“富强—宪法”范式,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富强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开创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宪制发达模式,其创造性阐发的宪法价值理念才真正具有了“道”的品质。

未婚母亲权益保障的宪法学审视——兼论我国宪法中母亲保护条款的解释方案

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有学者主张“母亲”的宪法内涵包括未婚母亲,这可能为未婚母亲向国家寻求自身权益保障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但该条款并未明确“母亲”的外延界限,又缺乏明显的基本权利特征,因此有必要进行宪法解释。母亲保护条款具有基本权利面向,“母亲”在制宪原意中是受制于“婚姻、家庭”的法律身份,并非单纯建基于生育事实。而以生育行为作为切入点,也能从婚姻权推导出“婚姻、家庭、母亲”之间的社会关联必然性。母亲保护入宪滥觞于《魏玛宪法》,自1936年《苏联宪法》起逐渐累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传统,在我国宪法史上则由产妇保护演变而来,其历史脉络能为上述解释方案提供佐证。母亲保护主体限制的合理性还能由维护母亲在家庭秩序中的个体自由,以及平衡家庭稳定与婚姻自由等立宪目的予以证成。尽管未婚母亲难以诉诸我国宪法中的母亲保护条款,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义务与人权保障条款等解释路径仍可能在宪法框架内安顿未婚母亲权益。

对《民法典》“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的规范分析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的大讨论,大的面向存在私法自治论和宪法母法论的分歧,也是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各自固守其教义学本质对各自学科的坚守,然而,私法自治论有失偏颇,宪法母法论有待完善。下位法的立法活动既包括具体化宪法的部分,也包括吸收不违反宪法之民间规则的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宪法理解为母法,把其他法律理解为子法,但下位法的法律效力来自宪法授权,下位法需要受到宪法的合宪性控制。通过对《民法典》“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进行规范分析,规定体现了立法权法定的法治原则,彰显了宪法根本法地位,维护了法秩序统一,表明了宪法规范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保障了宪法实施。因此,在《民法典》中设置根据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规范意义。

文本·程序·政治:“宪草报告”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宪草报告”是一直被学界忽视的重要宪法文本,其对于研究中国宪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宪草报告”作为宪法草案精神的系统说明与阐述,对于人们全面理解制宪或修宪的背景、原则与主要内容等提供了权威性的释解与依据。另一方面“,宪草报告”并非只是静态存在的文本,而是在制宪或修宪过程中,存在由特定主体将该报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报告的程序。因此“,宪草报告”除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外,还具有特殊的程序价值以及政治价值。本文以中国制宪史上存在的“宪草报告”程序及由此产生的“宪草报告”文本为分析对象,旨在阐释“宪草报告”中所隐含的文本功能与价值、程序功能与价值以及政治功能与价值,从而更充分地理解中国宪法。

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关系

在“《欧洲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决议”解释性备忘录中,欧洲委员会首次接受了“多层次立宪主义”这一概念,文章深入分析了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的内涵,特别是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了国内宪法秩序与《欧洲人权公约》互补性的重要性。尽管欧洲委员会承认多级立宪制下可能存在的法律秩序紧张关系,但任何解决策略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律义务,并维护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威和信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欧盟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潜在冲突,并通过意大利塔里克(Taricco)案等司法对话案例,展示出这些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时的挑战。最后,文章提出通过司法对话和创新机制,如设立由国内法官参与的欧盟法院混合庭,来缓解不同法律秩序和法院间的紧张关系。这将有助于确保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体系在尊重各国宪法和欧洲人权标准的同时,促进法治、民主原则以及成员国主权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和谐协调,推动整个欧洲法律秩序的共同进步。

1918苏俄宪法“: 语义宪法”的得与失

苏维埃共和国是十月革命的伟大产物,而其1918年苏俄宪法便是对列宁有关无产阶级国家体系和秩序 建设实践的产物,通过了解这部宪法的前因后果,我们便能理解布尔什维克在当时采取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行动的逻 辑——最大限度的维持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权力,进行一次宝贵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探索。但正是因为革命进程中这 些必须的妥协,使得苏俄1918宪法错失了在革命后构建良好法秩序的时机,这也是其之后解体的一大重要因素,1918年 宪法的设想与得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万历援朝战争议和初期明鲜关系探究——以司宪出使朝鲜为中心

明朝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面临供应不足军心涣散之困境,宋应昌隐瞒日军未退事实,明朝逐渐转向议和态度,派司宪宣谕朝鲜自立自强。而朝鲜却寄希望于明朝继续进军从而收复全境,围绕司宪展开外交活动以图突破明朝主和派的情报封锁。司宪奏报实情的主张与主和官员发生冲突,因自身不检点被弹劾,最终遭革职追赃。此事体现了明朝议和背后在内与外之间的权衡考量,反映出两国对于此次战争的不同认识,显露出两国间封贡关系的实像。

让宪法实施成为看得见的宪治正义

“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这一制度构想。在宪法迈入以“全面实施”为目标的时代语境下,这一改革决策不仅是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标志性事件。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近代日本第二届山县内阁与宪政党关系之考察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通过合作,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实现藩阀政党化,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重访改革历程:作为宪法变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八二宪法的颁布处于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中,但到1993年宪法修改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则经历了从制度探索到宪法变迁的过程。“市场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原因在于八二宪法肩负着支持改革与重建法制的双重任务,在改革早期年代难免存在张力。在宪法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中,宪法变迁现象有必然性,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对此密切关注,有关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宪法实施规律的认识,也为后来的成功修宪营造了思想环境。在宪法变迁中实现宪法规范的更新,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路径,这是市场经济入宪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

以劳模为聚焦点的工业叙事——关于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水运宪的《戴花》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先抑后扬的艺术构思方式成功切入表现对象,虽然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的意味,但实际上却是一部有丰富社会生活内涵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作家借助于精心设计的以劳模为核心而聚焦劳动过程的宏大叙事与以情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叙事这样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相当成功地塑造了莫胡子等一众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虽然也存在着十七年文学传统不期然间悄然复活的问题,但并不影响《戴花》成为一部相当优秀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

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普遍约束性及其限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混合权力主体,兼享释宪权和立法权。其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是行使宪法明确赋予的释宪权的结果,包含了宪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性,不同于普通的立法和决定。但是对于同样享有涉宪性权力的全国人大而言,审查决定仅约束其立法活动,不约束其通过行使修宪权而进行的宪法监督。对于常委会自身而言,审查决定除非在实质确定力的范围内遮断后来的审查申请,否则不以先例的方式排除常委会修正有关宪法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本身的至上地位,保持宪法规范的生机活力,保留最优化宪法解释的可能。这种有限度的普遍约束性,有利于协调合宪性审查和民主立法这两种释宪场域间的张力,使合宪性审查决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形成稳定而又具弹性的宪法秩序。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清同治十二年福州柔远驿《宪示》碑拓片发现与校读记

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十二年福州柔远驿《宪示》碑拓片由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主持摹拓,是目前该碑拓片的首次发现。由于碑刻原石已散佚,拓片文字屡经迻录传抄,时有讹脱衍倒,甚至误读等情形,迄今未有人加以校读。本文在识读碑文的基础上,厘清碑拓的存藏源流,梳理碑文的传抄情况,辨正各家迻录文本的疏误,分析碑拓的文献与文物价值。

政治视域下张謇立宪思想的转变

张謇有感于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创办了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省咨议局,希望推动中国立宪并走向政治民主化道路,从而使中国走向富强。张謇的立宪思想随着时代潮流一直在变化,经历了成长期、成熟期、转变期,最终完成由君主立宪向共和立宪的转变。张謇立宪思想的转变受儒家思想和日本因素的双重影响,有进步性与科学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他所推动的立宪运动最终宣告失败。张謇立宪思想的转变与立宪运动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立宪政治的发展,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

国家介入市场竞争的宪法规制——以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为视角

宪法对国家介入市场竞争规制的基本价值在于构建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能够充分地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利与自由。国家介入市场竞争行为往往表现为国家通过其出资的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我国宪法中关于国有企业规范的修改与演进,对于推动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确立以及重新界定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政企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考虑,运用国有资本设立与投资国有企业进入经济运行领域,从而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这种竞争行为具有国家行为属性,应受宪法规制。宪法对国家介入市场竞争的规制应当遵循法治国家原则、比例原则、经济自由原则、经济平等原则,重点是对国有企业的创设和市场行为的宪法规制以及对市场主体经营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为此,应当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既要保障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型宪法规制路径。

俄国立宪会议的主要争议评析

列宁解散俄国立宪会议长期被西方学者质疑为“消灭民主”。深入考证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是否“真实”,评析列宁与主要反对者考茨基的争论,才能准确把握列宁相关论述的本意和实质,从而有力回应西方学者的质疑,明晰马克思主义民主与专政理论的真正内涵。解散立宪会议“消灭”了资产阶级民主,但维护了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列宁对考茨基等反对派的反驳,深刻阐明了民主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