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宪政依据

刑事和解已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事法学界围绕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并形成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不同观点。然而,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宪政基础的研究并没有随着相关讨论的展开而日见清晰,这种模糊状态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学界对刑事和解制度宪政依据的挖掘和认识不够。刑事和解制度宪政依据的研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与顺畅运行意义重大。

法官良知对于司法过程的意义——兼论法官良知与现代宪政体制及理念的关系

法官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司法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 ;而在法官要素中 ,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 ,离开了它 ,法官将不成其为法官 ,而司法过程也定将无所作为。但是 ,普遍地恪守法官良知是有条件的 。

宪政视角下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轨的内在要求。宪政思想宣扬的有限政府,解释了为什么要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宪政体制则是保障其实施的法理基础。从宪政角度看,市场经济体制是实施这种审计的经济基础;纳税人权利意识是推广这种审计的社会观念基础;行政问责制则是其具体的配套制度基础。在宪政民主化的进程中,夯实这些基础将有利于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推广和实施。

宪政建设的基本条件

实行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民主宪政建设势在必行。而宪政建设需要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本文考察了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经济、政治、思想条件 。

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

宪法思维是指大众和精英通过宪政体制这一沟通平台所共享的生活习惯与心理取向。宪政中国的战略标志不在于拥有一部良宪 ,不在于充分实施宪法 ,也不在于真正树立了宪法权威 ,而在于宪法思维的被认同、被接受和被运用。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宪法思维是宪法思维的两种基本形态 ,应予以格外关注。此外 。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 ,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 ;在人权宪政规范上 ,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 ,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 ,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 ;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 ,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 ,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 ,同时 ,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 ,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 ,2 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宪政维度的纳税人权利思考

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 ,作者认为纳税人权利不仅仅是具体的实体与程序权利 ,更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契约之初的建构。而这只有在宪政的条件下 ,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才能得到最根本的落实。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中国宪法的宪政取向与缺失——基于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分析

在人类政治智慧的发明中 ,宪政是最有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公正 ,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现代宪政蕴含的逻辑至少包括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机关优位、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等方面。我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 ,但仍存在着宪法价值取向上国家主义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宪法基本原则表述不明确、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保障乏力、国家权力分配体制不明确、秩序缺位和面临宪法实施困境等宪政缺失。对此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 ,以弥合宪法与宪政的差距。

宪政概念辨析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剖析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解读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是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定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能否依法行使自治权,是考核民族地区宪政实施真伪的“试金石”。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而民族地区宪政只是国家宪政结构的子系统,这决定了民族地区宪政建设必须要与国家的宪政结构相匹配,受国家宪政体制的制约,不能逾越国家宪政体制设定的边际。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和服务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公共管理与宪政密切相关。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今日之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建构和运行以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代理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

宪政型与集权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导向性分析

宪政与集权型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分类研究范式具有其理论优势,它揭示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精神”精神。集权型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在于权力的集中性、程序的反理性、程序的工具性;而宪政型刑事诉讼制度则具有权力分立制衡、程序独立以及程序的理性化等特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带有某种集权性色彩,因此,宪政型刑事诉讼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锐意进取的方向。

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政分析

关注和保障民生,是立宪国家的首要目的与第一要务。就宪法学而言,与民生所涉宪法社会权以及权能的多重面向相对应,国家对民生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同时,依据"宪法一体性"原理,该递进义务的履行与国家权力之分立,互为表里,而彼此制约。实现国家的民生保障义务,必须以人性尊严为根本准则,通过树立宪法意识达致法治观念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论纲——公共管理发展方向之初探

由于效率取向的管理主义范式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范式转型的迹象日益明显,寻求管理主义的替代范 式即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在当下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理论可行性。支撑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的 理论基础主要有新公共服务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多中心理论。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代表公 民权精神、公正与社会平等、法治与效率;其管理体制可设计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交叠管辖的管理权限及程序性 正当的规则体系;其政府运行样态则具体表现为被动主义的行政立法、民主主义的行政决策、规则主义的行政执行 以及人本主义的行政沟通。

中国地方债的宪政机理与法律控制

地方债属于公法之债,适用公法原理。地方债又是一种变相征税行为,具有潜在的不合理性及税收侵权之危险性。但我国地方债的出现是地方财政困窘所迫,而且是破解地方财政危机的不得已选择。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凡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发债权均是地方自治权的一部分。中国被认为实行的是财政联邦制,但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却无发债权。目前地方政府陆续试行发债,却无宪法和法律依据。为规避及防范地方债的风险,应当在宪法进行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立法对地方债进行法律控制。

政治文明与宪政文明关系论纲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中国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和宪政文明建设的有益的经验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论“三个代表”的宪政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我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既要 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和角度,又要深入研究和揭示其本身所蕴涵的宪政思想。这样,才 能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三个代表”思想丰富的理论内涵,才能更有助于使“三个代表” 落到实处,也才有助于在我国早日实现宪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