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宪政初论

真正地实现宪政是每个国家的奋斗目标。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宪政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文化的不断深入等各方面的原因,契约宪政将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契约宪政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分析,进而探讨契约宪政的契约属性,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契约宪政建设作进一步的思考。

超越私法:契约的另类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契约的使用局限于民法、商法等私法领域,而在西方社会,契约话题并没有固定在私法领域,相反,它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证明各种现象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神圣性。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国家、政府、主权者、程序原则、道德宗教的权威。西方契约的这种超越私法性,使那些缺乏契约论据的制度和实践面临被抛弃或拒绝的窘境。

服务契约理念下政府管理行为的问责进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现代政府职能转变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方向,这使政府责任问题更加突出。服务契约是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新型契约,政府对其管理经济和社会行为所负的责任要在权限确定的前提下遵循程序维度和绩效维度的问责进路。对服务契约中问责政府进路的论述,能为经济法责任理论提供另一种思路。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一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宪政内涵及其制度启示

契约是社会个体通过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或他人创设权利与义务的一种书面协议,上升为一种社会公共理论后,契约论便成了一种国家理论,它被用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或者用来对政治权威施加限制。霍布斯、洛克及卢梭都对社会契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在他们的理论中,契约关系已上升为一种法权关系,即契约思想已不仅是停留在私法领域里探讨个人间权利关系的问题,更是在公法领域探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宪政问题。与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皇权的统治下,老百姓处于无权状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契约不断涌现。通观历史与现实,近代西方社会契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架构——以布坎南的思想为主轴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由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所创立。布坎南通过对集体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悖论的反思,发现了建构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出发点,由寻求能够产生稳定政治结论的多数决策机制转向寻求可以防止对少数意见歧视的多数决策机制,即“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为了使“一致同意”具备现实可能性,布坎南划分了“宪政政治”和“普通政治”的双层结构,将“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限定在“宪政政治”层次,并以此作为“普通政治”层次运行的合法性基础,进而构建了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核心——契约主义新宪政理论。这一理论基于个体主义的规范性前提,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证了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最终源于社会个体对于初始宪政契约的“一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