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爱国主义”足够了吗?

经历过纳粹与"二战"后"美国化"的"政治正确的"德国知识分子,放弃了原先基于历史或文化的正当性基础,通过斯特恩贝格尔所提出的和后来由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来寻求能够支持后民族时代正当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但"宪政爱国主义"在1989年后遭遇到一系列的挑战:在两德统一后,德国是否可以放弃"宪政爱国主义"和恢复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呢?以及在欧盟扩展、移民潮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二战"后特殊历史产物的"宪政爱国主义"若要成为普世性的模式,它足够吗?通过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宪政爱国主义"的确是不足够的。

后民族欧洲与宪政爱国主义: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二元分析

后民族的内涵可以在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界定。结构主义的后民族主要指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正在受到动摇,而文化主义的后民族则指称民族认同的弱化和民族想象的消解。欧洲的后民族结构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欧洲的后民族认同才初现雏形。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后民族欧洲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理解的调和。从外观上看,宪政爱国主义更多展现了文化主义的特征,即强调共同的政治文化以及共享的欧洲观念,但从实质来看,宪政爱国主义则更多暗藏了结构主义的要素,如对欧洲宪政、公民权和公共领域的强调。宪政爱国主义的提出与当代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趋势相一致,但与其他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相比,哈贝马斯更为彰显自由主义结构的作用。宪政爱国主义的强自由主义结构容易产生"一致性的帝国",而对这一问题的补救则需要回到文化主义,特别是需要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中寻求调和的元素。

论孝的原则与政治忠诚

在全球化和多元主义背景下,传统主权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危机的中心在于普世价值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诉诸普世价值则难以保证国家的特殊性,而诉诸于国家的特殊性则有可能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宪政爱国主义试图化解国家认同的危机,然而,由于其立足于契约理论和特定的宪法概念无力承担此项任务。本文力图通过复兴儒家传统的孝原则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特别形式,它既可从普遍性又可从特殊性两个维度完成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孝"原则并非一种基于儒家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本文将"孝"原则作为一种政治体存在的普遍性原则加以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