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它不同于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也不属于人身自由的范畴。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与国际人权宪章和外国宪法所规定的"人的尊严"实属同一概念,但其地位和内容不同。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与一般法律上的人格尊严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救济方式,但二者也有联系,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是一般法律上的人格尊严的立法依据和违宪审查依据以及解释依据。"合宪解释"是当下中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最好方式。

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一个中国语境下的诠释

如果有什么权利能够成为其他权利的基础,并且还是"凡权利必有界限"的例外,那这个权利就是人格尊严。在我国语境下,人格尊严规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宪法教义学上的准确界定不同于"人的尊严",也远非民事法律中的人格权所能完全涵摄。作为带有原则性质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规范为实在法秩序中的其他权利提供基础,这一基础也正是宪法中可辩识的个体人之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同时,人格尊严规范也为其他新型权利的证立保留了宪法教义学上的入口,这使宪法中的权利体系保持开放性。

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保障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加以体现和证明。

浅谈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人类对其尊严的重视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逐渐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并将人的尊严写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中。我国也应此趋势,在宪法第38条对人格尊严做了专门规定,但关于我国人格尊严的内容和解释,仍处於起步阶段。通过比较国外与我国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定,以期对我国宪法中人格尊严问题进行完善。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审计法与宪法的衔接关系

审计法中新增的审计全覆盖条款引发了较大论争,焦点在于审计全覆盖制度同宪法审计条款之间的衔接关系。审计全覆盖制度实际是对宪法审计制度中存在问题的现实反思,两者之间并无根本性抵牾,能够进行有效衔接。从宪法层面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人民主权原则、目的追求同向性、宪法关联条款等方面,审计全覆盖制度都契合宪法文本的相关规定。为确保审计法的顺利实施,应通过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等方式厘清审计全覆盖制度和宪法文本之间的衔接关系。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及其宪法展开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全过程,它强调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并蕴含于我国现行宪法中。在马克思主义全面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全面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广度。我国现行宪法明确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范围,全方位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并确立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升了人民民主的内容深度,保障了人民民主发挥正向作用。我国现行宪法贯彻辩证统一原则,平衡人民民主与多元宪法价值,促成其在不同条件下的统一,并运用公法衡量原则作了技术性权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坚持完善中国式民主制度,推进落实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现行宪法变迁机制适时推进人民民主,为形成、发展和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基础。

新《体育法》的宪法基础及其展开

2022年6月24日通过,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体育法》,是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旧《体育法》的全面修订。新《体育法》以宪法精神为指引,以宪法原则和规范为遵循,坚持依宪立法、科学立法原则,将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体育法》修改全过程。宪法是新《体育法》制度构建的根本法基础,新《体育法》是对宪法意涵的丰富与展开。新《体育法》在立法目的的规定上更加集中、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宪法根据”的要求;新《体育法》通过规定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实现了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立法上的转化;新《体育法》以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为基础,在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新《体育法》以宪法规定的“共享”理念为指导,细化了体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措施;新《体育法》通过规定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宪法关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保护人民健康的国家发展目标。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党的领导制度的宪法学阐释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从宪法学视角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制度,对于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在宪法上有着“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双重基础,而且蕴含深刻的宪法意涵。就宪法定位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集中体现;就宪法价值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有“执政党权力自我规范、规范党和国家机构权力关系、规范执政党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三重价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推进宪法全面实施,既要以完善制度内容为着力点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又要加强党内法规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作用。

论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宪法的制定,还领导宪法的实施工作。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包括通过发展宪法来实施宪法,通过立法实施宪法,以及宪法直接实施和监督宪法实施。针对不同的宪法实施路径,党领导宪法实施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党领导宪法实施应当是一种宏观领导,把握大局和方向的领导,而非具体的领导,党不能干预甚至代替其他宪法实施主体开展具体的宪法工作。

指向政治认同的宪法教育

在宪法教育中要重视政治认同、法治观念核心素养培育。在教学中,应坚持学生主体性,通过深度教学,帮助学生领会宪法本质,拥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应走进实际生活,善用比较方法,引导学生体悟我国国家制度的活力和优越性,增强制度自信;应巧设教学任务,在案例分析中浸润价值体验,促进学生形成正确价值取向。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作为制宪典范的1954年宪法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制定当时,而是延展至今日。从其对后续宪法发展角度来看,1954年宪法具有无可争辩的典范意义和先例价值。从制定主体来看,1954年宪法开创了人民参与制宪的先例。从文本基调来看,1954年宪法奠定了规范宪法的基本框架。就立法技术而言,1954年宪法构建了“序言+四章”的稳定体例。就制宪方法而言,1954年宪法制定的组织方式、程序安排和决策理念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宪法观念的中国表达

如何认知和理解“宪法”,秉持何种“宪法观念”,是宪法理论研究和实践展开的重要前提。与一国宪法实践天然具有的本土性相契合,宪法观念具有独属于本国的内在特质及表现形式。与其他主体相比,国家宪法观念具有普遍性、主导性、稳定性和实践性。普遍性赋予观念流行的群众心理和社会基础;主导性确立观念竞争中国家的支配地位;稳定性提供观念物化的时间和力量蓄积。三者结合,使国家宪法观念获得了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实践效力。国家宪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国家使用的“宪法是什么”的话语,传递着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塑造着个体的宪法观念和当下的宪法实践,成为我们在试图回答“宪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凭借直觉或稍加思索就能够加以调用的话语资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依据”,是中国宪法观念表达的核心话语。“根本法”“总章程”和“总依据”,是表达中国宪法观念的具体意象和关键词汇。作为国家高频使用的宪法话语,共同承载着我们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构成宪法观念表达的中国话语体系。

合宪性审查中推进宪法解释的策略与方案

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对所依据的宪法规范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据此判断审查对象是否违反宪法。因此,解释宪法的含义是合宪性审查的前提。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正在逐渐“显性化”的宪法解释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然而,全面梳理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有关宪法问题的论证和说明,可以发现宪法解释的运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应在全面系统总结已有合宪性审查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选择合适的宪法解释类型与方法,进一步推进宪法解释的显性化。与此同时,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积极性,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解释。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宪法实践创新的授权改革试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是在新时代改革形势下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紧张关系的创新举措,构成了一项重大的宪法实践创新。虽然《立法法》将这一实践创新确立为法律制度,但仍需从宪法视角来理解其宪法意义及宪制功能,据此为其上升为宪法正式制度提供规范依据。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授权类型,在性质、目的及所涉及的宪法权限关系上均不同于其他授权类型。授权改革试点消解了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的紧张关系,通过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改革试验创造法治空间,既满足了改革主体的改革意愿,调动了地方试点的积极性,又强化了改革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效果检验机制,增强了改革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贯彻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要求。下一步授权改革试点要上升为宪法制度,首先要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其宪法依据,进而构造由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共同构成的原则体系,为其设定合宪性的基本遵循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