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立法的宪法依据

坚持“科学立法”“依宪立法”,探讨如何在立法过程中确立宪法依据的地位,明确宪法依据的适用方法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地方立法实践中的宪法依据面临着立法技术规范的缺失以及实践应用的混乱等多重矛盾。确立宪法作为地方立法依据的地位,首先是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宪法依据,可以起到合宪性确认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确立宪法依据的方法,一是通过地方立法细化宪法条文,二是通过宪法原则实现合宪性的兜底判断,三是在立法技术层面完善宪法依据的规范表述技术。

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宪法依据及其规范效力

探讨社会给付请求权的概念内涵、宪法基础及其如何保障和实现,对国家、个人以及社会法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议题。学理上,社会给付请求权在我国宪法上可以依据社会权条款直接导出,也可以依据自由权条款和平等权条款间接导出。学界对社会权是否同时具有主观法上的效力多持保留态度,进而基本上否定社会给付请求权具有可诉性。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司法机关在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时会面临四重障碍: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国家财政资源有限、权利本身的抽象性、法院侵蚀分权。尽管制度局限确实存在,但是徒以形式之制度原理概括地否定所有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可诉性,有过于速断之嫌疑,且忽视了司法机关的特有价值和功能。为防止我国公民的社会给付请求权成为充饥之画饼,可从财产权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探寻其可能的司法实现。

宪法依据的缺失:侦查阶段辩护权缺位的思考

综观世界各国,凡刑事程序完善而诉讼权利有保障的司法制度,无一不是因为宪法对辩护权作了确认,并明确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权获得辩护。在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之际,应当首先考虑宪法规范的周延,将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并通过宪法明确辩护权应在侦查阶段获得保障,以与人权公约及世界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相符。

我国家庭教育国家立法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9条第1款作为国家教育目标设定的总纲条款,对国家特别是立法者课以了适时创制家庭教育法的宪法义务。尽管该条款具有政策性和原则性的规范特征,但其在福利国背景下的立法导向和责任指引亦相当显见。《宪法》第46条是公民接受(家庭)教育的基本权利条款。在未成年公民家庭教育问题上,父母是私法上的义务主体,国家是公法上的义务主体,而权利主体只能是未成年公民。同时,成年家庭成员面对国家也理应是家庭教育权利主体。因为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教育和共同成长的社会机制。《宪法》第49条是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条款,也是我国家庭教育及其国家立法宪法依据的核心条款。不从“制度”及其载体上理解和把握“家庭”这一特定宪法范畴,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家国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成年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形成的--的内在冲突与矛盾就无法得以体系性化解,家庭教育的立法边界,即国家介入家庭教育事务的权力疆域也就难以勘定。制度性保障理论加诸国家一项立法责任,其实质并非制度的“现状保障”,而是制度的“本质内涵保障”。家庭教育国家立法不得掏空家庭的制度核心,废弃家庭教育的精神实质。

国家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的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探析

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写入宪法,为我国征收征用补偿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保障人权和公共负担平等说是国家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的理论渊源,“公共利益、法定程序和公平补偿”是国家征收征用行为必须遵守的三个法定条件,借鉴外国有偿征收的法律规定,确立我国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补偿的标准是当前我国征收征用补偿立法的需要。

论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发表意见、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保护当事人民主权利的法律制度。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不仅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要求,而且也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需要。自然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美国听证制度的依据源于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听证制度就必须修正《宪法》第五十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一款,并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依据论

以往在探讨深化司法改革时,往往会出现脱离宪法或虚化宪法的倾向。宪法不仅是治国的方略,也是法治之术,可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从概念到体制再到规范的丰富的政治与法律资源。以司法改革的场域看待依宪治国,应坚持务实主义的依宪治国观,有效扩展司法的功能,正视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以宪法为依据,从司法权力管理体制的改革看,探索法院、检察院的跨行政区划设置是突破口;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看,公检法关系的合理定位、行政公诉制度的建构等是重要内容。

论完善我国应急法律制度的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确立的紧急状态制度解读

突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灾害是导致一般紧急状态的主要因素。我国现行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法规 ,由于缺少宪法依据 ,存在着法律适用中的矛盾。因此 ,完善我国现行应急法律制度需要有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紧急状态制度是完善我国应急法律制度的宪法依据 ,依据宪法制定专门应对危机的《紧急状态法》 。

环境税的宪法依据——兼论巴西环境税

随着发达国家纷纷开征环境税,各发展中国家也都开始考虑开征环境税。开征环境税除了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之外,还需要宪法意义上的高级法依据。1988年的巴西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表达成为巴西开征环境税的宪法依据,对于中国而言,宪法引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表达则成为中国开征环境税的宪法指引。未来的中国环境税改革应该在总体设计下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来进一步完善。

《民法总则》中“绿色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理念入宪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家的职责,也应当是民事活动的目标追求。“绿色原则”兼具民事活动宏观指导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功能,对宽泛的民事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系性的“绿色原则”,从纵向维度上回应了宪法环境权,并从横向维度上实现了与环境权的对话,从而推动民法典编撰的理性开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制定《海洋基本法》具备宪法依据

'海洋入宪'或者在宪法中增设'海洋专章'的方式并不利于海洋法治的完善,应当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文进行解释,为制定《海洋基本法》提供宪法依据,再以立法方式细化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为海洋权益保障提供法治基础。制定《海洋基本法》已经正式纳入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立法规划,并先期启动了论证与起草工作——此举旨在为中国由'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提供法制基础。然而正如立法者所坦言的,《海洋基本法》作为界于宪法与海洋单行法之间的基本法律,其缺少直接的宪法规范依据。

弹劾权的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探析

弹劾作为人民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一项权利,目前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宪法所确认。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应当享有弹劾权,宪法应当确认并做出相应规定。通过修改宪法建立弹劾制度,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需要。人民行使弹劾权既是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又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探讨构建我国弹劾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宪法依据及其规范解释

研究目的:探求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宪法依据的规范内涵。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发现,作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宪法依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既没有专门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提供宪法依据的立法意图,也没有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立法意图。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同时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以此框架建构的法秩序均具备形式合宪性。研究结论:应在具备形式合宪性基础上建构具备实质合宪性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法秩序。

我国家庭教育国家立法的宪法依据

就法律属性特别是功能角度而言,将宪法总纲条款视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的国家目标规定”比较恰切,即总纲条款规定了国家未来意欲实现的目标。国家目标规定区别于基本权利条款,其通过追求公共利益而间接落实个人权益保障。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研究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国家税权的划分,不仅涉及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涉及宪法对中央与地方两级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和对人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各国税权划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高度集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适度分权模式。参考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税条款,明确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试论法官释明权的宪法依据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这样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好公民的诉权而服务也就成了大势所趋,然而作为一种公权力,找出其之所以设置的宪法依据尤为关键,本文将对此问题作出相应的探讨。

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而建立,但是该条例并未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基础。虽然学界通说将知情权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但是从我国《宪法》具体条文来看,知情权并不能作为该制度的宪法依据。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应当是人民主权原则。将人民主权原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既有理论支撑,也有外国立法例可借鉴,并且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

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宪法依据

2020年以来,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修改完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根据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理论以及相关几部法律的制定实践,宪法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间接立法依据。2018年修宪之后,我国宪法已经形成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以宪法上的保护动物规范体系来审视,《野生动物保护法》存有诸多不足。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有效回应疫情暴发后人们关切的若干问题,但功能上无法替代《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以宪法上的保护动物规范体系为依据,并与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有效对接,真正以动物权益、公民权利和国家治理一体理念来进行修改完善。

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