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性质检视: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

自1988年局部修宪以来,我国宪法修正案在性质上一直不甚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统一,不利于维护宪法典本身的权威。将宪法修正案认定为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更加符合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历史语境,然而,此种定性不便于宪法文本的阅读和引用,这一点在我国尤为明显。将宪法修正案认定为宪法文本的修正指南,是我国修宪实践的倾向,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以及宪法修正文本的公布情况即为证明,但是,此种定性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修正案编辑产生的宪法修正文本,并不当然具备标准文本的地位。基于我国宪法原文和修宪实践的固有特点,第一种定性的现实困境难以突破;而若采取适当的立法举措,第二种定性的规范障碍则可以消解。因此,将宪法修正案作为修宪指南,能够确保我国宪法文本的实用性,更好地适应我国的修宪实践。

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

任何国家都已经没有绝对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都有例外规则 ,就是征收与征用。征收是国家强制收买个人财产 ,仍然是商品交换关系 ,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三项条件。征用是强行使用 ,并不发生任何权利的转移 ,是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措施。因此 ,我认为应把征收制度规定在宪法 ,把征用制度规定在紧急状态法 。

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理思考

将私有财产权明确地载入宪法 ,具有深刻的社会必然性 ,并且构筑了一系列的宪法理念 ,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多元价值 ,推动了我国宪政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蕴含的党规与国法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制度支柱。第五次宪法修正案是新时代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变迁,必然会涉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形塑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党的领导"领域的交叉关系,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与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创设催生了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新机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规体现出党规国法的"一体关系","留置"取代"双规"等法治先行先试路径彰显出党规国法的转化关系。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私有财产权保障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限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完善

确认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宪法的重要内容。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分化、权利意识增长的结果,也是完善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完善主要表现为明确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性质,提升了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范围;完善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和规范结构;进一步完善了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同时,宪法修正案有关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也为我国私有财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宪法修正案与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

修改与完善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是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征地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未因为宪法的修订而解决,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客观地存在下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实现征地的合理性和公平性,首先必须在宪法层面再次修订土地征收征用条款,解决宪法框架内征地制度设计的内在冲突。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解读2004年宪法修正案

宪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正是这一点的生动体现。"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写入宪法,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和政治基础;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制度基础和物质前提;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一项基本原则;完善补偿制度,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规范制约了政府权力。但为了保障修正案的实施,还应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和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修正案(2004)评析——一个有利于人权的解读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是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新中国宪法的重要修正案,它在中国的宪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实现了中国宪法根本精神的跃进:由推进权力之行使到公民权利之保障;它实现了宪法与权力关系的位移:从宪法是权力的工具变为宪法是人民规范权力的工具;同时,宪法的人权条款将对宪法与法律的解释产生强大的穿透力。在具体的权利保障上,它彰显了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个人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增加了财产权对抗公权力的权能等等。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规范含义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蕴含着丰富的规范解释的空间。"最本质特征"这一论断融合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与宪法第五条政党守法义务、第三十三条人权条款共同构成完整的宪法价值体系,从而赋予该条款以实质正当性,与"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正文中"党的领导"条款形成本质差异。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还完善了我国宪法的政党制度。国家根本制度和党的领导权具有本质同一性,意味着党的内部组织制度同样应受到宪法和法律规范。在党政融合的机构改革背景下,通过对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解释,可以为扩张解释行政诉讼法提供宪法基础,将从事社会管理职能的党内机构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新时代宪法修正案的宪法价值分析

新时代的宪法修正案是政治宪法和规范宪法有机融合的产物,从法哲学高度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宪法价值及其功能释放路径具有重大意义。修正案从根本价值的宪法化、核心价值的规范化和价值形态的系统化三大方面全面提升了新时代宪法的价值理念;在战略部署、总体布局、战略统筹、发展理念四个层面确立了新时代宪法价值实现的法定要求;从扩大人民主体范围、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下放地方立法权三条途径强化了新时代宪法价值引领的主体力量;而监察权的法治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是监察权及其运行体制入宪所彰显的内在价值,为宪法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力监督保障。

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的反思与重述

1988年以来,我国的修宪方式一直被称为宪法修正案技术,却常被质疑为名不副实。其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修正案不像美国宪法修正案那样“保持宪法原文不变”。事实上,中美两国采取宪法修正案技术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宪法秩序的稳定,而不是为了保持宪法原文的不变。宪法修正案技术的实质就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对宪法秩序影响较小的低强度修宪方式。尽管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在实践形式上采取了一些独特的做法,如其通过方式不是“逐条表决”而是一揽子通过,其表述方式不是独立条款式的而是决议式的,然而,就本质而言,这些带有差异的实践形式只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宪法稳定所采取的不同技术方案。多年的修宪实践证明,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是维护宪法稳定的重要手段,其对修宪内容在实质意义、结构形式以及效力范围上形成了明确的规范意义,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体现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修宪方式。

宪法与人权保护刍议——兼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保护一般条款

我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保护体系不完整,缺少人权保护一般条款和人权受侵害时的宪法救济手段。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但并没有规定人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在论述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

产权制度变革的法经济学分析——以中国宪法修正案为例

产权制度是中国历次修宪的重要内容,产权制度变革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作用。应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探讨中国宪法修改中产权制度的变革,认为产权结构的重塑,最大化了所有权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扩充了资源要素;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激励了人力资本,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监察体制改革探究--从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实施的角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其特定的涵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完备,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宪法支撑;《监察法》实施,实现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全覆盖”、使国家惩治腐败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人权与公民权的司法保护——从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入宪”谈起

文章指出了我国“人权入宪”的意义 ,但认为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在具体制度层面为人权保护和实现人权提供可以行动的机构和程序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作说明。 一、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和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形成 现行宪法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经验,经过全民讨论。

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印度之实践与争论

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具争议的;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仍采用司法审查以限制修宪权的滥用,其中以印度最具特色。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审查经历了不予审查、矫枉过正、基本特征基准的确立、基本特征基准的巩固与发展四个阶段。这引起了印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论。争论涉及各个方面,如宪法修正案是否为法律,修宪权与立法权的关系,此类合宪性审查的反民主性,等等。对宪法修正案合宪性审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探讨——对宪法修正案的一种注解

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在修改诉讼法时,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