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民法与宪法关系之演变:基于立法史的考察

近代欧陆民法典大多为威权时代的产物,法典编纂往往与君主立宪制集权政体相联系,是其彰显国家认同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基本手段。欧陆民法典在晚近之前的崇高地位得益于其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着一种"宪制"法的角色,而它在晚近的衰落恰好处于"固有意义的宪法"朝向"立宪意义的宪法"之转变的延长线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从自由主义类型的"法治国"朝向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兼济型的"社会国"的重大转变,导致欧陆民法典赖以建基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发生了实质变更,欧陆民法典面临崩解危机当是必然趋势。欧陆民法典地位的衰落与其刚性宪法绝对地位之确立,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

试论民初章士钊的宪法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被打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国开始真正尝试走上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之路。作为一个关心时局、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章士钊以他深邃的政治理论修养、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对民初制定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形式的选择以及宪法的起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对当时的立法事业及法制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历史源流考重读《历史与法学研究》

1884年,英国学者、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中首创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演讲记录收藏在他的个人档案材料中,当年出版的《牛津杂志》也有记载。1901年,布赖斯出版个人文集《历史与法学研究》,详细阐述了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布赖斯提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主要是希望化解原有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分类造成的解释困境与概念误导,超越和取代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的“英国根本不存在宪法”论断,为英国宪法辩护。当今主流宪法教科书均会提及这两组概念,但没有说明这两组概念的继承性关系,甚至误以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也是布赖斯首创,亟需澄清。近些年,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呼声不断高涨,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再次引起国际学界重视,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值得重视。

刚性—柔性宪法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系学术界通行的一种宪法分类方式,这一概念由英国学者、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于1884年首创,后经他和英国学者戴雪多次阐发。20世纪初,刚性与柔性宪法概念通过日本和欧美两大路径传入中国,引发了王宠惠与张东荪之间的一场激烈论争,成为1913年和1916年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新式大学的创立和法科教育的展开,刚性与柔性宪法概念随之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布,直至今日。由于学界并不十分清楚刚性与柔性宪法概念的历史起源及其进入中国的路径,致使当今的中文宪法教科书在介绍这一重要宪法概念和分类时,普遍存在着时间与人物错置现象,甚至与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概念相混淆。近些年,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呼声不断高涨,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再次引起国际学界重视,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

别具一格的加拿大宪法

从殖民者的统治到加拿大的主权独立 ,短短几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造就了一部风格独具的宪法。英国和法国殖民者不仅在这片北美土地上留下统治的痕迹 ,也给加拿大宪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本文试图分析加拿大宪法的特点、历史演进 ,并将它与其他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加拿大宪法既是成文宪法 ,又具有不成文宪法的要素 ;既是相对柔性的宪法 ,又具有刚性的特色 ;既强调君主立宪 ,又体现了主权在民。

论临时宪法

临时宪法在规范性和描述性的两个立场上皆挑战了流行的持久宪法观。尽管未发展成熟且未充分理论化,但临时宪法依然有着深厚历史背景及特质。在减少错误成本及决策成本的同时,临时宪法降低了支配宪法时刻的认知偏误,推进了宪法协商中的共识建设,并解决了建国一代"死亡之手"的控制问题。然而,临时宪法也会给现政权带来自身成本,将多种认知偏误注入宪法设计进程,损害了宪法的永久性、稳定性及设计效率。即使"依法"条款、模糊性和低修订门槛作为三种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被提出来,但临时宪法依然有其独特优势。

论宪法的分类

通常宪法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唯一存在的不成文宪法的范例。应当抛弃把宪法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这种分类。更好的区分方法是:那些国家有成文宪法,那些国家没有成文宪法,或者那些国家有宪法,那些国家没有宪法。可以根据宪法修改的方法对宪法分类。有的宪法的修改由立法机关经过与普通法律一样的修改程序即能修改,有的宪法的修改需要特别的修改程序。属于前一种类型的宪法很少。

中华民国宪法刍议

(1913年3月)序著者不与闻国事数月于兹矣,方以此沾沾自喜,乃二三同志,以国会召开在即,宪法急待制定,劝余从事于宪法问题。且曰,民国宪法,全国国民之宪法也,非数百议员所得而私也。是故国会虽有制定之权,而国民皆有研究之责。先哲不云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焉。吾子盍不一尽国民之责哉。余深韪其言,遂不揣固陋,勉成是篇。自惟少荒于嬉,学殖零落,迩因国患羹沸,不事笔砚者,弥年载矣。

“刚柔相济”: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

宪法社会权的规定始于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由此开创了一个宪法上的新时代。魏玛宪法通过不久就被介绍到中国,而近代国人将传统中国大同的理想、均平的实践与欧洲最新的立宪趋势相结合,在制宪中也特别关注"民生"与"均富"问题。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历次民国宪法草案也大都规划了社会权的专章。但社会权入宪也带来两难的困境:宪法社会权的积极保障可能会造成对自由权的侵害,反过来宪法社会权保障的不充分又会危害宪法的尊严。近代中国制宪者将柔性的社会权与刚性的宪法典熔于一炉,在宪法体系安排上独具匠心,将社会权("弱权利")作为"基本国策"单列一章,与宪法"基本权利"("强权利")一章分开,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