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

在日本宪法学史上,宪法解释学的传统较为深厚,是贯通战前与战后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线索,是形成连贯的宪法学史的一个未曾断裂的主线。但是,在基于明治宪法典的宪法解释学的繁荣背后,表现出的是宪法学研究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遗绪、政治气氛、学术自主的避畏或消极态度。战后,在逐渐摆脱官僚制宪法学或绝对主义国家观支配的宪法学印迹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萌芽被发现,并成为贯通日本宪法学说史的另一个线索。但由于宪法解释学的技术性主导、昭和宪法正当性论证贫瘠,以及“思想碎片化”等思想史构造上的原因,日本宪法学始终缺乏对自身学说史的整体性反思。这种状况延续至战后宪法学研究,形成了一种观念退隐的倾向。日本宪法学研究日益社会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同时,关于宪法与其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结构之间的关系状况的学说史、思想史研究仍有待从整体性视角的方面加以推进。

日本宪法学说史中的“国体”概念:一个比较的视角

作为日本宪法学说史中最具原创性的观念,国体学说一直以来起到国家整合功能,它提供了一种政治结构,使得能在明治宪法的构架下引入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自19世纪早期至二战结束,国体学说经过了会泽正志斋的《新论》、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的自由解释、明治宪法、以及国体明征运动等四个阶段,逐渐从一种内化西方冲击的文化整合机制,退化为军国主义的动员工具。从国体学说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产生的后果,可以发现国体概念的功能以及适当的作用领域。

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

当代中国有关"宪政"概念的研究与争论,从事实及学理上都无法绕过毛泽东"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典范性定义;追溯"宪政"的学说史源流,此用语本经黄遵宪引自近代日本的译词,最早的重要定义可见诸梁启超有关"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简称"的见解,有别于国体的范畴;而严复则明确将立宪与众治相对接,惟其所谓的"民",乃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此后孙中山曾在建国三阶段和民权主义的理论下,将"宪政"理解为民权(民主)实现的政治机制以及建国的目标。而毛泽东的典范性定义以当时政治现实为基础,以实现政治利益为目的,属于一种政治话语。这一定义敏锐地洞见了中国所存在的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同时也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建构新的国家体制,并力图以民主赋予这种国家体制以正当性。但实际上,在国家建制完成之后,如何在宪法规范的框架之内适当且有效地限制公共权力,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由此赋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则是中国宪政主义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