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宪法的守护者——兼论中国宪法守护者问题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实施在于具有内在的保障机制,能够防止一切侵犯宪法的现象发生。因此,宪法守护者是宪法结构的内在需要。由于各国宪政文化传统的差异,宪法的守护者并没有统一和普遍的标准。历史上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专门的机关都曾经扮演过宪法的守护者。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探讨宪法的守护者,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守护者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来讲最为迫切,也最具有实践意义。

德国宪法史上的论战与宪法传统的形成

德国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崛起较晚,在200多年的立宪发展史上呈现其独特的发展道路。1862年发生的“宪法争执”是发生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宪法论战,资产阶级首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围绕魏玛宪法制定发生了更加激烈的论战,主要涉及德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议会民主政治体制、总统制。1930年前后,施米特与凯尔森围绕谁守护宪法、决断论与规范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论战。德国宪法论战双方分别代表着德国宪法的两种传统:波茨坦传统和魏玛传统。德国重新统一后对《基本法》进行修改完善,标志着德国宪法模式的形成。

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

制宪权与基础规范是宪法学知识疆域的同一界碑的两面,遮蔽制宪权的那一面,宪法的效力便寄托在基础规范这个纯粹的理智虚拟之上。引进制宪权概念,可以直接论证《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宪法的正当性,诠释新中国的建国时间。借助于"制宪权——宪定权"的二分法,宪法学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中国政治结构图,辨识中国的立宪时刻,阐释"改革宪法"的内在悖论,同时可以瞭望宪法实施的远景,择选合适的宪法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