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野下的我国人口制度探究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有着深远而持续的影响。按照人口学的分类,从宪法的层面深入解读我国的人口制度,能够更好地分析宪法保障我国人口良性发展的作用。另外,人口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印度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问题。以之为镜,在宪法层面比较两国的人口制度,能够加深对我国人口制度的理解。

中国特色的“法德共治”论

＂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传统在思维类型上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形式,即,中国的社会治理是将＂法治＂与＂德治＂协调成一种互补互促的治理形态,其本质特征在于：与西方＂神人相分＂或＂主客相别＂的二元对立论不同,它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目的与功能的统一,儒家将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治理辩证原则之上,最终形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类型,其在当代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形态就是＂法德共治论＂。

通过解释路径增强审计权力独立性

审计是一项重要的国家监督制度。回溯其在中国封建社会下的制度沿革,虽然其机构名称(会稽、宰夫、御史、比部等)几经变化,但其均不脱"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纠察百僚,纲维庶政"的职责,但在封建皇权体制之下,审计制度充其量也是封建皇帝统御臣民的工具而已。但在宪法产生之后,审计制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制度保障,成为宪法之下权力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审计监督与财政资金如影随形,"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宪法对我国审计制度加以规范并不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建国时期,没有设立专门的审计监督机构,

宪政视野下的农村法治建设

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法治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法治问题。在农村的发展与建设中,宪法层面的重视与相关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救助弱势群体政府先行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弱势群体人数在1.4～1.8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令人堪忧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弱势群体规模有扩大的迹象,弱势程度也有加深的趋势,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帮助和保护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更需要政府首先担负起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浅析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为了使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能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不至于因盲目照搬而造成脱节,就应该首先对我国自身的现状有所了解,针对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有的放矢,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防卫权主体——行政相对人

防卫权是一种具有正义性的自力救济权利。然而,这种能及时保护合法权益的防卫权在行政法领域被严重地忽视了。

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

问题的提出“原则上讲,所有刑法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角度来解释。”我国学界对于宏观上的刑法与宪法关系,论述颇多。但此种宏观论说以价值宣告为主,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具体实践缺乏直接意义。在微观层面,对具体的刑法教义学争议,特别是一些刑法各论问题,宪法学者已有涉足。在具体争议中做个别权利的思考,是宪法学惯常的研究思路。

基础性权力与“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

问题:基础性权力与治理能力在大型国家的治理中,始终存在着国家权威与国家能力的不匹配问题。与强大的中央权威形成反差的是,中央如何有效地实现对地方的控制与治理一直是传统中国政治的难题。这种情形在今日的国家治理中,仍是一个突出问题。通过强化权威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国家能力的大幅跃升。迈克·曼根据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方式将国家权力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

修宪,守望公民权利

2004年3月,当《宪法修正案(草案)》正式递交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后,没有人怀疑,对现行《宪法》的第4次修订将顺利完成,也没有人怀疑,修宪将成为此次人大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此前,与修宪有关的各种公开信息,内幕消息乃至主观臆测,已通过众多官方或民间渠道不胫而走。这种群体性的关注。

走向辉煌——改革开放后人民检察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倒台,十年“文化大革命”得以终结。1977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通知》指出,鉴于十年浩劫中法制被破坏,公民权益被任意践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毫无保障的惨痛教训,必须从国家宪法层面彻底铲除和杜绝此类乱象,形势要求立即对1975年的宪法进行修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