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平衡:基于公民宪法性权利保护视域下的非法证据排除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导致刑事诉讼进程中对于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缺乏足够认识。随着新刑诉法的修改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得以凸显,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最突出的体现,其目的旨在保证侦查取证手段的开展以公民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为前提,从而实现限制权力恣意、保障人权的最优价值平衡。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应基于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重新审视,进一步明确界定其内涵、判断标准及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之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与程序构架,从而为这一舶来品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本土化"发展路径。

宪法性权利对司法认知的束缚:司法认知正当性质疑与正义表达

对于司法认知的效力存在塞耶-威格莫尔理论与摩根-麦考密克理论两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司法认知效力问题与被告人由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性权利密切相关,指示陪审团接受法官对结论性事实作出的司法认知可能意味着对犯罪构成直接做出裁定。作出司法认知是否会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在立法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也莫衷一是。《联邦证据规则》起草者在民事案件中采用摩根-麦考密克理论,但在刑事案件中塞耶-威格莫尔理论却促成了司法认知与宪法性权利的调和。

从劳动权性质看宪法性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

劳动权具有特殊的性质,它既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又是一种介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社会权利,还是一种权利的综合体。本文论述了劳动权的概念和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劳动权的性质看宪法性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以期更加深刻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论人性尊严的宪法维系

尊严感与生俱来,法学领域的尊严概念表明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自我形成"的主体,维护人性尊严是宪政民主的基石。我国宪法以人性尊严为基本价值,通过宪法性权利加以具体体现,对人不附加身份、权势、财富、理性等种种条件,平等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维护人性尊严的义务所在。在宪法性权利维系方面,政治意味浓厚的宪法因其抽象性、不可直接援引性常被诟病,仅凭部门法救济又存在权利真空情形。面对如此尴尬,与其单纯考量宪法适用,不如回归人性尊严视角,重新审视宪法性权利的救济路径,以实现人性尊严的充分保障。

从权利类型化角度看生育权性质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了公民普遍的生育权,从而使生育权由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生育权是私权利,属于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它同时也是宪法上的权利。生育权是受宪法和民法共同规制和保护的一种人格权。

知情权的权利属性探讨

本文以“政策──原则”分析框架为基础 ,探讨了知情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对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启示意义。作为原则维度 ,知情权在信息公开立法的地位与功能虽不容忽视 ,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及信息公开立法的政策维度。知情权至今在大多数国家既不是宪法性基本权利 ,也不是必然的法定权利 ,但其主体、客体、内容、界限却已基本成型。认清知情权的这些特点对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信息公开立法 ,推进民主行政。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论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以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协调为视角

从几何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个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权利保障的终点。知情权与隐私权作为法律所确认和维护的两项基本权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证角度考察,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调和冲突时既不应先验地偏重保护任何一方,也不能机械地划定二者的界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通过在民法规范中设置一般条款来实现对宪法性权利的转介功能;而裁判者在适用规范时,需要采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对冲突双方进行利益衡量。

论建国以来我国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

法律地位是确定权利义务和职责的前提,女性的法律地位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建国前,我国女性几乎没有权利和自由;建国以后,女性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开始由宪法性权利到法律权利,直至发展到现在的特别法律保护。我国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女性法律地位的不断提升印证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生育权性质之辩

生育权的性质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从延续后代的角度来讲,生育是无需法律确认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应然性权利;其次,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讲,生育权是宪法性权利。作为"天赋人权"的生育权,在成文法的国家无法直接获得保护,只有在实在法里加以规定才能使其获得保护。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释义

在“使用者权”和“权利限制”理论框架下解释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解读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应依靠宪法中基本权利限制依据并尊重部门法中已有的法秩序。宪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依据、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及其法定种类,能够证明“公共利益”与“其他公民宪法性权利”是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据此,建议将“免费表演已发表作品”调整为法定许可,“商业性目的”应被纳入“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根据比例原则,商业/非商业使用判断二分法只适用以“公共利益”为宪法性基础的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应以维护权利人使用作品所得收益为适用取向。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微探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于维护自由州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据此，美国人民获得了宪法保护的持枪权。美国为什么要把持有武器权规定为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呢？对此，我们须认真考察美国建国者们的心理，因为是他们制定了宪法。

论公共图书馆应对读者越轨行为的法律属性及规则

公共图书馆旨在向读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然而,当读者具有破坏图书馆正常运转秩序、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共图书馆规则等越轨行为时,公共图书馆有权采取相应处罚措施。公共图书馆应对读者越轨行为属于公法上的行政处罚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制约了读者越轨行为,但同时也侵害了读者宪法性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因此公共图书馆必须依据相关规则应对读者越轨行为。制定并完善此类规则,有助于公共图书馆文化教育目标以及公民宪法性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

宪法学视域下对体育权法律性质的再思考

明晰体育权的法律性质是研究体育法的入门问题,亦能够为构建体系严密逻辑自洽的体育权保障体系奠定基础,通过对前辈学者观点的梳理,发现许多体育法学者将体育权定性为基本权利。基于此,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将体育权视为基本权利还有待商榷,既不符合基本权利的本质内涵,又超越了宪法文本的文字意涵。无论是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寻找国际法依据,还是将体育权视为受教育权或文化权的一部分,都不足以证明体育权属于基本权利。在扬弃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对体育权的法律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研究认为,从体育权的演变脉络和宪法文本对体育事业等相关概念的阐述来看,将体育权视为一项独立的宪法性权利较为恰当,既符合体育权发展的现状,有利于国家更精准的制定体育政策,又为今后体育权上升为基本权利预留了空间。

欧共体环境知情权立法发展及启示

对欧共体法律深具影响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环境知情权立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指令和一个公约"。从90/313/EEC 到2003/4/EC,欧共体通过提高和协调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的标准,促进环境保护。中国可以借鉴欧共体在环境知情权立法方面的理念和技术。

侦查公开实践现状与困境之思考

侦查公开即侦查机关就案件有关情况及案件侦查情况向涉案人员、相关人员单位以及社会大众进行信息告知的活动。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速、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侦查公开已经成为公安侦查工作中的热点问题。当前我国侦查公开实践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但仍存在观念落后、实质空虚、渠道单一等问题,结合当前社会环境与侦查发展需要推进侦查公开实践之发展刻不容缓。

本质与价值:裁判请求权的制度化原则

裁判请求权最早发端于正当程序的规定,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它具有程序性、复合性、受益性、实质性、穷尽性和发展性等特点。裁判请求权具有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价值功能,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国际化为司法审查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基础,并使其成为人权的终极保障机制。在我国,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相关条款的司法解释以宪法判例的形式确认裁判请求权。参照世界各国的做法,裁判请求权的制度化应该遵循扩展纠纷的可诉性范围,方便起诉、保障人人享有诉诸司法的权利和程序高效等原则。

应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由成都人大的地方法规受到的启示

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则。

知情权浅析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知情权这个前提实现了,才谈得上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才谈得上政府和民众的沟通、互动,在我国,以宪法、法律形式对公民知情权加以保护很有必要。

试论垃圾邮件的法律规制

垃圾邮件充斥网络世界 ,造成网络系统的紧张和网络资源的浪费 ,并可能引爆电子邮箱 ,耗费人们的宝贵时间和金钱。本文将寄送垃圾邮件界定为侵犯网络用户隐私权的行为 ,并尝试探究规制这种行为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