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法学研究的基础议题。21世纪以来宪法学方法论的多元境况,成为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建构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应以规范主义立场的法解释学为方法论轴心,同时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科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遵循历史、规范和实践的三重理论逻辑展开,具有中国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学术品格。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主要包括宪法总论教义学、国家组织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和宪法保障教义学四个部分。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中国社会面临转型的时期,宪法教义学需回答如何回应社会转型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宪法教义学的体系内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传统法教义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概念建构和逻辑方法实现法学的科学性,凯尔森将之限定在法规范的认知体系上,而将价值判断视为法政治。随着时代的变迁,法教义学出现了知识上的转向,被凯尔森视为法政治的价值判断领域扩展成为法教义学的任务之一。在社会功能分化背景下,宪法也承载了双重功能:抵御政治、经济等系统的直接侵入,将系统外的价值引入法律系统并辐射至整个法律领域。由此,宪法教义学需要实现从确定性向可能性的转变,需要整合安定性与后果考量,通过引入宪法变迁理论,建立"宪法变迁一确定规范可能性的边界一作出宪法决定"的工作流程。

现行宪法中党的领导之法教义学阐释

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迫切需求一种更加完善的宪法领导权教义学。通过重读宪法起草者的论述,并分析宪法序言中“将”字的两种内涵可知,1982年宪法序言对党的领导是既写事实、更表主张。2018年修宪在正文明示党的领导,强调了其作为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内涵更加完整。党实施领导权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要求党总揽而不包办,协调而不替代,切实履行政治责任,不代行宪定的国家机构职权。领导权具有宪法效力,党自身、民主党派、其他政治性力量、武装力量、国家政权机关等都负有不得破坏党的领导的宪法义务。实施宪法党的领导条款,应加快形成系统详尽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群,深入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同性婚姻的宪法教义学思考

美国最高法院的欧伯格菲诉霍奇斯一案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扫除了最后的障碍,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同性婚姻的合宪性在美国的争论深具"美国特色",然而这一问题却是跨越国境的宪法争议,德国依据其自身的宪法教义学传统与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论证和分析路径。尽管如此,同性婚姻中的宪法问题仍具有共通性,即如何界定宪法中的"婚姻"。就此而言,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法文本、宪法语境和社会环境,依循自身的宪法学路径对此问题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宪法教义学角度对"婚姻"的宪法界定需保持一种抽象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界定其"可能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又需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在"可能性范围"中进行选择,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决定。

宪法第十条第一款本义探寻——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宪法教义学尝试

理解宪法第十条第一款最为适宜的语境,当为新中国历史上五个宪法文本,兼采历史维度的宪法教义学范式,并将城市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老城市和新城市,方能析出其规范本义。对老城而言,新中国城市土地,尤其是供市民居住房屋所占土地,是一直实际存在着私人所有权的,即使“文革”时激进的一律国有化政策盛行之时,也是如此。因此,本款真义,必须以承认、尊重、保护市民房屋所占土地所有权为前提,并且这一前提具有溯及效力,可推翻、纠正以回复“文革”时代被激进的国有化土地私有产权。于新城(含老城扩展所成新城区)而论,在成为城市之前,是位居集体所有的土地,并分两类:一是围绕村落的农业生产及辅助用地;二是供村民生活居住而聚拢的村落用地,即宅基地集中连片地段。第一种区域若变成城市,被征收的土地所有权主体为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农户既是村集体成员,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第二种区域若变成城市,宅基地早已失去经济功能,只供农户无偿常住,在原初意义上,具有所有权属性,被征收的土地的权利主体应当且只能为农户。因此,本款真义,必须以集体所有土地区位、功能等为基础,承认并尊重其原初意义上的所有权属性,且同样具有溯及性。综合新旧城市,理解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必须以国家所有之前最为初始并持续存在于土地上,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各种权利配置为前提,并做出妥当合理合法的制度上的过渡安排,以确保未来进入城市的土地,一律为国家所有。

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宪法学在中国面临着一场理论危机,传统的宪法教义学受到挑战,而作为挑战者的政治宪法学、社科法学(法社会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等)也难以令人满意。跳出事实与规范二分的传统窠臼,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透视宪法的社会功能,可能为相关宪法决定提供论理基础。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解决社会学与法学知识取向的严重错位,作为社会描述的社会系统论能否进入法律系统的内部论证之中,也需要详细讨论。

宪法上舆论监督权对名誉权侵权责任的规范影响——基于近期司法实践的考察

在名誉权侵权争议中,作为宪法权利的舆论监督权可充当一种抗辩理由,纳入到司法论理过程中,并实际地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通过对2015年以来若干包含"典型宪法论理"的名誉权案件判词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发现,舆论监督权的确发挥了规范影响。在名誉权侵权责任的既有分析框架中,"侮辱"的认定与行为人"过错"的认定,是纳入舆论监督权的主要管道,而"宪法化"之后的分析框架既体现了宪法权利的规范要求,也最大程度地维系了民法教义学的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宪法规范在部门法司法适用中有一定的援用空间,相关的司法论理、司法规则也是建构宪法教义学的重要素材之一。

宪法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及其体系地位

“人格尊严”在现行《宪法》第38条中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以如此方式界定的“人格尊严”,确立了“人格”作为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之价值元点的地位,并与《宪法》第33条第3款共同证成了作为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原理。此一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宪法教义学的体系化作业,并极大地推动中国宪法学的成熟。

“节约资源”国策条款的法教义学解析

正确实施宪法上的“节约资源”国策条款,需准确把握和充分理解“节约资源”国策条款的规范含义。就立宪背景来看,1982年《宪法》将“节约资源”规定为国策条款,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选择,立法目的在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准确的宪法定位是“为实现国家核心目标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在规范含义上,节约既包含实体上的节俭、节省,也包含手段上的管理和控制。作为厉行节约的义务主体,国家既要履行不浪费资源的消极义务,也要采取积极行动,规制、引导、教育所有组织和公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真正实施“节约资源”国策条款,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判断资源利用是否合理的标准,以便更好地指导节约资源立法,并通过立法明确各国家机构承担的节约资源的职责。

“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

中国宪法学面临可能到来的"合宪性审查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建构"合宪性法秩序"的学理预备,为新时代宪法学的自省确立了外部和内部条件。建构中的合宪性审查的"前端"(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控制)和"后端"(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两种机制,为宪法学设定了新的议题。合宪性审查新机制的建立,部分地为宪法教义学的开展排除了制度障碍。与司法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下的宪法教义学不同,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下的宪法学应该更多关注"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次,为立法的"内容形成"和"越界控制"提供智识支撑。此外,应当将宪法教义学的视野从基本权利领域拓展到国家机构领域,并积极推进"宪法程序法"研究。宪法学应当在与其他部门法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良好互动沟通下,协力推进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除魅的政治、理性化的政治与宪法政治——对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思考

中西历史的很多情势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式的政治惯性,即任何诉诸人民高于宪法、人民可以不受宪法约束的宪法观,都容易成为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的温床。中国宪法转型的真正问题是个人基本权利这个最根本的根本法得不到尊重和保障,个人平等对抗国家主权的制度资格在政治实践中被严重削弱。这种只强调国家主权、淡化个人主权的政治统治不是具备真正道德基础的现代政治。没有个人主权,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个人主权宪法地位的实现以政治伦理理性化为前提,政治伦理理性化的实质是政治不再覆盖一切价值和伦理领域,逐渐去神圣化,全社会对政治的理解逐渐趋于职业化的理解,这就是"除魅的政治",是严格区分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伦理界限的"理性化的政治"。推动政治伦理理性化的深层动力来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的崛起。由此,个人主权和社会自主权的实现是中国宪法学研究应该着力的根本问题所在。真正走向法学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必须在现代政治哲学与教义学两个层面同时达成价值共识。未来完整的中国宪法教义学必须围绕个人主权和社会自主权的现代政治价值基准,展开对现行宪法文本的反思重构和规范实践,宪法才可能在保持安定性的同时,不丢失宪法的"法性"即正义性。

重思罗文斯坦的宪法分类学说——兼论所谓“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的问题

罗文斯坦的《现代宪法论》虽然主要是一项比较政府学的研究,但由于全书都贯穿着明确的立宪主义价值立场,因此将其视为宪法理论研究亦无不可。罗氏的宪法分类学说将宪法分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三类,从本质上说,这其实是基于"权力运行的现实与宪法规范的契合程度"以及"宪法文本和立宪主义价值的契合程度"这两个方面而把宪法分为了真宪法和伪宪法,目的是为了贬斥伪宪法。因此,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分类。罗氏的宪法分类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分类,和我国目前的宪法教义学研究路径不能兼容,但这并不影响它对宪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国部门法教义学研究述评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有"宪法教义学""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等称谓。教义学思维也体现了法律人思维的基本特征。其实,各部门法学本身就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这种研究伴随着我国法律方法论的兴起与发展。其实,法律方法论与部门法学有一个重要交汇点就是法教义学。近年来,各个部门法学对法教义学问题开始并做了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学术争议。法教义学问题的研究促使国内部门法学出现了方法论意识上的明显觉醒,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开始被越来越多运用于我国部门法学研究中。法教义学的理论意识、思维方法、分析技术对于我国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成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实践中理解和创新中国宪法——评秦前红教授《监察改革中的法治工程》

一、中国宪法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政治法律学术界,关于宪法(学)的争论,人们或许并无太多直接言说交锋,但心中可能存在极大的困惑。苏力教授就质疑,当代中国的宪法学——无论是宪法教义学,还是规范宪法学,似乎都没有回应实践和历史提出的中国宪制问题,在理解历史中国、现实中国时看不到宪法学的“作为”。

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

风险的宪法教义学建构宪法教义学必须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炼出"风险"的含义,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建构。我们首先要在法律上区分"风险"与"危险";其次必须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建构有关风险的不同规范领域和类型,进而提炼出相应的规范体系。

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

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预防重大风险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底线思维”的要求。宪法是各种社会子系统的统一规范平台与链接,必然要求国家肩负起风险预防的义务。风险概念在宪法教义学上可以通过区别“危险”概念加以注构,中国宪法文本中蕴含七种不同领域的基本风险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