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效力及边界

当前,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研究忽视了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空间效力,对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问题重视不足。立足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需要重新思考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范围,对传统的以领土边界为限的国家义务观念进行审视。同其他部门法一样,宪法的基本权利章节同样具有强大的域外适用潜力,即在国家领土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国家主张基本权利,相应地国家需承担在域外尊重和保障其基本权利的义务。比较法经验表明,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是大势所趋。我国宪法虽未明示域外空间效力,但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有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并可从宪法序言、我国加入的人权条约以及我国的国际关系立场获得解释动力。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理论丰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宪法学的知识体系。

论生育权的宪法基本权利证成

新时代我国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三孩,由生育限制转向生育支持,凸显生育的权利属性。生育权的宪法基本权利证成是国家生育政策优化的根本法依据,有必要从学理上系统阐释。生育权利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通过宪法解释将生育权证成为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学术界存在多种生育权基本权利的证成路径,直接影响公民生育权的行使与实现。从宪法精神和基本权利体系出发,揭示出人权条款和家庭条款两种解释路径的缺陷。以“人格尊严”条款的人格主义哲学与文本结构为基础,可以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充分证成生育权是宪法基本权利,明确宪法层面生育权性质。

“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塑造的权利视角

在国家建构的整体目标下,“五四宪法”通过“机关样态”的方式塑造了行政权,而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权的对应关系则为理解后者的一条“暗线”,借助分析法学的基本范畴,“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呈现出了“义务”“无权利”“权力”“无权力”“特权”等多种样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需要,本应主要表现为“义务”的行政权更多以“权力”性质的裁量权存在,这一情形在过渡时期是合理且必要的。有鉴于此,在“八二宪法”框架之下应为工具性的行政权注入更多的权利保障价值,通过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等宪法实施监督机制以及裁量基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等执法监督制度推进行政权的运行完善。

意大利宪法教育权利评述

意大利现行宪法基于1946年的《立宪会议指南》而来。本文深入探讨了意大利宪法中教育权利的演变及其特征,旨在揭示教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在意大利宪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全球教育法学的启示。通过分析意大利宪法文本及相关法律文件,展示了教育权的公共性和平等性,以及教育普及性和义务性的法律保障。意大利宪法与教育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重视教学自由,以及教师在教育方法和内容上的自主权。此外,它还高度重视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突出了家庭在儿童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意大利宪法文本对教育权利的表述,对我国在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法律体系、提升教育质量、保障教育公平及促进家庭与学校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数字权利的宪法保护

数字权利是法学界日渐关注的一个权利概念,并且与数字权利含义相近的数据权利、算法权利、信息权利等也得到了广泛的学术探讨。数字权利能否作为一种新颖的权利概念进入传统法学构建的权利制度体系,特别是数字权利能否以数字人权的形式进入宪法保护的视野,这些问题都有待从法理上给予严谨的科学证明。从目前数字权利的权利形态来看,数字权利的性质仍然停留在集合性权利概念的阶段,并且附着在其他权利内涵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数字权利与数据权利、算法权利、信息权利具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传统法学中的民事权利和公法上的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具有制度上的补充性。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权利在未来社会有效地进入法律制度中,特别是要获得宪法上的有力保护,必须不断提升政府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的主导权和保障数字人权得以实现的行为能力。数字权利的权利属性弥补了传统法学视野下权利理论的不足,对于构建“第四代人权”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的法理与逻辑

宪法基本权利从价值理念落实为法律规范,进而走进人民的生活得以充分实现,离不开立法的具体化。在法理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的必要性源于宪法基本权利“有待立法形成”的特性。在逻辑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既是宪法实施的基本方式,也是宪法权利具象化的根本路径,同时还是立法机关履行宪法委托义务的基本路径。加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才能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论公民权利的宪法设置——以《权利法案》为例

作为美国联邦宪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利法案》规定了完备的程序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程序性的制度设置为公民权利是否列入宪法,如何列入宪法提供了技术支持,澄清了人们对公民实体权利宪法规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上的疑虑。

政治转型背景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较分析

性别是理解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重要视角。本文聚焦中东剧变后突尼斯与埃及的宪法设计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的明显差异,并尝试从政治力量妥协程度和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分析维度进行解释。论文认为,突尼斯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政党竞争以及公民组织构建的对话平台达成妥协,制宪过程纳入各派别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再加上妇女团体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女性权利得以在宪法安排中实现巨大推进;而埃及教俗势力对抗更为激烈,在政权更迭的同时均实施单方面工具性制宪,女性团体受机会结构限制也难以施加积极影响,因此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条款更不稳定和彻底。探讨上述内容对于厘清性别与政治转型和制度安排的复杂关系具有经验积累和理论生产方面的重要意义。

基本权利的宪法位置研究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各国宪法典集中安排基本权利条款的位置有所不同。以立宪主义立场观之,基本权利的宪法位置宜排在国家制度及国策、国家机构、基本义务之前,以凸显国家权力源于且服务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观念和权利本位的法治精神。

宪法权利冲突视域下对入职查询制度的考察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新增的入职查询制度以特殊预防为目的,通过对特定人群的隐私权和劳动权进行限制的方式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由此产生了宪法权利冲突,该制度也面临正当性的质疑。权利冲突的化解需要制度正当性的证成,因此应当以比例原则和权利位阶为理论基础,对入职查询制度进行考察。在考察入职查询制度限制隐私权和劳动权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后,可以认为该制度初步符合审查框架的要求。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对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合理限度,以确保该制度在运行中的正当性,实现权利间的有效平衡和充分保障。

论新型宪法权利证成之标准

面对新兴权利的挑战,宪法权利存在新兴的空间,证成新型宪法权利存在可能。同样,新兴权利不仅需要部门法上的具体证成,还需要宪法学意义上的证成。然而,仅凭大量存在的亟待宪法保护的新兴权利这一事实,还不具备新兴权利成为宪法权利之充足理由。根本在于需要探寻大量未被宪法列举的新兴权利的实质理由,欲使新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必须诉诸既有法规范依据并运用相应的技术方法进行宪法学证成。坚持使新兴权利成为新型权利,进而使新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的目的论导向,方能从实质理由、规范依据和技术方法等面向证成新型宪法权利。

论被遗忘权作为法律权利的宪法基础

目前学界中对于被遗忘权的主流观点依旧是立足于民事权利基础理论,对被遗忘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或者公法权利讨论甚少。对我国宪法法律体系进行梳理,不难看出被遗忘权是作为一种隐含的宪法权利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这种人格尊严的内涵体现无论从私权利还是公权力角度都证明了被遗忘权是一项普遍存在于生活中的宪法权利。本人通过对被遗忘权民事权利基础的思考,围绕被遗忘权内容、目的和限制等方面进行证成,希望能为被遗忘权在宪法领域的发展起到贡献作用。

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实现

健康权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以积极性为主兼有消极性的宪法权利属性,我国宪法应把健康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明文宣示并增加程序条款等内容,宪政实践中应协调其与相关权利的关系、采取微观层面上的措施将法定健康权转化为实有的健康权、倚重司法审查来赋予直接效力等。

寻找宪法中的体育权利——各国宪法公民权利章节体育条款比较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对全球187部成文宪法进行检索和分析,发现有41个国家宪法中在公民权利章节写入体育条款,在写入体育条款的74个国家中,占55.4%,超过半数,在全球187个成文宪法国家中占21.9%,以全球192个国家为总量,占21.4%,比例均超过1/5。这说明,全球至少有1/5的国家认为体育应视为一项权利,而在那些宪法已写入体育条款的国家中,超过半数国家认为体育应作为权利对待。并结合这41个文本所属的大洲、年代、国家性质、语种、内容,以及与其他社会领域和社会、文化权利的交叉情况等作比较分析。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论宪法权利的实现模式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宪法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遗憾的是 ,现有的宪法权利保障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应该成为保障宪法权利的必由之路。

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我国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

文化政策法治化是当前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重要面向,应当以宪法上文化权利的实现为依归。我国宪法上的文化权利可以概括为文化表现权、文化保障权、文化平等权、文化参与权,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路径引领着文化政策法治化的过程。文化政策法治化应以文化表现权的践行为前提,以文化保障权的满足为内容,以文化参与权的落实为手段,以文化平等权的维护为追求,最终确保宪法上文化权利的完满实现。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是指对于基本权利之确认及限制,直接由宪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防立法侵害,从而使基本权利直接受到宪法保障。这种制度的产生依赖于防范立法权的观念。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分为绝对保留与相对保留两类,前者又有日常状态下保留与非常状态下保留之分。

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学术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与法理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美国早期的学术自由依附于契约权利,体现了一种大学内部政策,即大学管理者在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在"学术自由第一案"——Sweezy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将学术自由提升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