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监察权

在制宪过程中主权权力被转化为宪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其行使主体是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传统上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类型,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现象日益频发,创制一种旨在反腐的新型宪法权力乃时势所趋。我国2018年修宪创设监察权,就是因应加强反腐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

论宪法权力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公共权力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 ,公共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另一方面 ,公共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在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将公共权力转化为宪法权力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

宪法权力体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调整

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下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并不符合宪法关于权力的体制安排。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计的出发点。进行这一判断,应置于我国宪法体制的规范安排之下来考量。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权活动息息相关,应属于行政权范畴。而人民法院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来裁判。基于此,应对现有模式进行以下调整:坚持以行政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为原则,以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由法院审查执行为例外。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完善,还需有其他配套的制度支撑,对于行政诉讼而言,作为实现上述模式设计思路的配套措施,则必须修正"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

四项宪法权力保证人大说“不”

最近，一些地方的人大常委会通过否决政府专项报告或情况汇报等形式，加强了对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是值得称道和推广的。因为这不仅改变了人们“人大不管事”的印象，而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比如，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市政府看病难议案办理情况汇报后，郑州市政府很快出台了具体措施，确保弱势群体看得起病。

一幅百年中国宪政的全景图——读《中国国家权力配置考察——百年中国宪法审视》

《中国国家权力配置考察——百年中国宪法审视》一书以时间为主线,展现出一幅百年中国宪政发展的全景图,并表达了"公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权是宪法的灵魂"的宪法价值理念与追求。

《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

本书是专门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硕士而撰写的一本极富启发性的宪法学教材，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该书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控制政府权力为主线，以权力、人权及权力制约的一般理论开头，以宪政结尾，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介绍“宪法学的一般原理”；中篇介绍“基本人权”；下篇介绍“政府权力的控制”。为使宪法成为“活”的宪法，

论政府的宪法义务

从宪政理念和宪法的历史来看 ,宪法应是用来约束政府的 ,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民的 ,政府是宪法义务的承担者 ;政府的宪法义务可以从公民的宪法权利、政府的宪法权力与其它宪法权力的关系、政府的宪法权力自身中找到出处 ;政府的宪法义务具有层次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的特点。

认真对待宪法程序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不仅规定国体、政体、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实体性的内容,而且也应规定一系列的程序。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对宪法程序的作用关注不够,导致了许多实体的宪法制度无法有效地建立,宪法关系不能有效地发生。所以,目前我国亟需认真地对待宪法程序。文章从宪法程序概念的界定入手,揭示宪法程序的特点、价值,侧重分析我国宪法程序现状,并提出我国宪法程序模式构建,以保证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实体宪法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

论我国宪法框架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在宪法框架中的构成与宪法分析是警察权基础理论研究的原点性问题。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宪法权力,警察权时刻与公众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宪法框架中,它与公民权利天然存在着一种不断冲突、不断平衡的动态变化关系,并伴随宪法发展的不断变化调适其权力结构,架构其权力体系。因此,用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与思路来研究宪法框架中的警察权,方能正确定位警察权,明晰其发展脉络与趋势,使之更好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服务。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汉密尔顿对1787年美国宪法的贡献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在美国宪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积极推动制宪会议的召开，努力为批准宪法而斗争，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努力捍卫宪法确立的共和制。

加强宪法监督,走依法治国之路

加强宪法监督，走依法治国之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郑全咸加强宪法监督，保障宪法实施，这是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因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体现了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根本主张和主要的施政纲领及措施，是维护统...

1982年宪法国家机构条款的变迁及意义——纪念“八二宪法”实施40周年

“八二宪法”40载,国家权力布局结构不断演进。其中,“党的领导”被明确写入宪法总纲,较为完备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初步建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赋权”到“扩权”,呈现出能动行权的态势;合宪性审查机制从“隐性”到“显性”,逐渐实现规范化与制度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实践”到“入宪”,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监察法律体系;地方立法权从“恢复”到“扩容”,力在达成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八二宪法”发展的40年,不断往返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充分展现根植中国文化,依赖中国经验,采行中国眼光,兼顾效率与公平、贯彻民主和自治的宪法实践精神。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逐渐转变为以创制法律来推动全方位改革的范式,主要依靠法律建构来确认权力结构和权利体系。

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户籍管制的真实成本包括:公民失去迁徙自由,平等公民身份不复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不利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城市化发展滞后,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畸形等。在户籍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包括认为外来劳动力会扩大城市就业竞争的压力等三种观点。因此,必须对户籍问题进行再认识,加大改革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即:切实做好户籍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户籍迁移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的法律地位述评

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法定代表机关。按照美国公立高校或高校系统董事会的法律地位,可以将它们分为具有宪法权力的公立高校或高校系统董事会与具有普通法规权力的公立高校或高校系统董事会两种类型,前者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后者则受到较多的法律法规和立法机关等公共制度组织的规制。通常情况下,由宪法对公立高校或高校系统董事会进行规制比由普通法规进行规制具有更大的效率优势。

特定问题调查之“特定范围”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特定问题调查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监督权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方式。虽然特定问题调查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力,但在实践中,各级人大很少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究其原因,除了传统观念的桎梏、所涉问题的复杂、启动要件的严苛等因素的限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

宪政危机初探

宪政危机是宪政国家在宪政实践过程当中发生的、因宪政冲突或宪政纠纷而使宪政制度、宪法权力和宪政秩序面临严重威胁的紧急危险状态。宪政危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危机,它是一种国家危机,因此,宪政危机不属于公共管理研究的范畴,而是属于宪法学研究的范畴。与一般的社会危机相比,宪政危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政治冲突性、宪法相关性以及影响的全局性和社会情绪的对立性。宪政危机与政治危机、政变、紧急状态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耕地保护的公众参与

一、意义 在耕地保护中实施公众参与,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众遍布城乡的每个角落、各个领域,置身于社会生活中,熟悉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能够随时发觉并揭露乱占、滥用、污染和破坏耕地的行为。其次,公众检举既是行使宪法权力,又是克尽公民义务,国家只需对有功人员给予少量奖励,其成本偏低。

告别自治:合规时代的美国大学治理

传统上,受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联邦主义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较少干预高等教育事务。20世纪后半叶,在学术界和法律界之间关系发生革命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开支权、税收权、贸易权以及公民权利执行权四种与教育相关的明示或默示的联邦宪法权力形态,联邦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大学治理。至此,美国大学治理进入合规时代。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强化在促进师生权利保障、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合规恐慌”与教师权利危机。近年来,在“螺旋式”合规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大学合规的压力来源持续增多。作为受规制最为广泛的机构类型之一,大学经常被拉入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有时不可调和的方向之中。当前,通过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革新、大学合规职能的拓展以及大学法律顾问角色的重新定义等举措重塑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合规时代美国大学治理变革的最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