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宪法根据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与作为重要部门法的刑法间关系密切。文章以条文分析的形式梳理宪法对刑法的宏观以及具体的指导作用。并提出适用机制的完善与宪法化程度加深的意见。从多角度论证刑法的宪法根据问题。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合宪性控制

环境法典编纂坚持宪法根据,这既是对环境法典法律地位及编纂质量的要求,也对宪法的全面实施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宪法上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条款构成环境法典编纂的规范与制度根据;宪法上确认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依法治国、关于环境资源等理论构成环境法典编纂的规范根据。明确环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论证环境法典的基本法律地位、在其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环境法典编纂启动后必备的三个步骤。为了确保环境法典编纂的合宪性、质量以及实现其预期法律功能,应该从标准、程序及基准三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合宪性控制。合宪性控制的标准包括宏观标准、中观标准、直接标准和间接标准;程序从主体、阶段、方式等维度展开;基准包括严格、中度、宽松三个层面。

行政处罚法设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根据

行政处罚法属于一种行政法律,主要是为了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行政处罚法,可以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创设和形式。以行政法律和宪法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论述,或者按其设定,以这一具体的宪法法律为主要的线索,完整地分析行政处罚法所设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是对其具体的宪法依据进行总结和论述。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审计法与宪法的衔接关系

审计法中新增的审计全覆盖条款引发了较大论争,焦点在于审计全覆盖制度同宪法审计条款之间的衔接关系。审计全覆盖制度实际是对宪法审计制度中存在问题的现实反思,两者之间并无根本性抵牾,能够进行有效衔接。从宪法层面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人民主权原则、目的追求同向性、宪法关联条款等方面,审计全覆盖制度都契合宪法文本的相关规定。为确保审计法的顺利实施,应通过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等方式厘清审计全覆盖制度和宪法文本之间的衔接关系。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新《体育法》的宪法基础及其展开

2022年6月24日通过,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体育法》,是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旧《体育法》的全面修订。新《体育法》以宪法精神为指引,以宪法原则和规范为遵循,坚持依宪立法、科学立法原则,将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体育法》修改全过程。宪法是新《体育法》制度构建的根本法基础,新《体育法》是对宪法意涵的丰富与展开。新《体育法》在立法目的的规定上更加集中、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宪法根据”的要求;新《体育法》通过规定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实现了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立法上的转化;新《体育法》以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为基础,在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新《体育法》以宪法规定的“共享”理念为指导,细化了体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措施;新《体育法》通过规定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宪法关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保护人民健康的国家发展目标。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党的领导制度的宪法学阐释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从宪法学视角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制度,对于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在宪法上有着“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双重基础,而且蕴含深刻的宪法意涵。就宪法定位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集中体现;就宪法价值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有“执政党权力自我规范、规范党和国家机构权力关系、规范执政党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三重价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推进宪法全面实施,既要以完善制度内容为着力点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又要加强党内法规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作用。

论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宪法的制定,还领导宪法的实施工作。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包括通过发展宪法来实施宪法,通过立法实施宪法,以及宪法直接实施和监督宪法实施。针对不同的宪法实施路径,党领导宪法实施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党领导宪法实施应当是一种宏观领导,把握大局和方向的领导,而非具体的领导,党不能干预甚至代替其他宪法实施主体开展具体的宪法工作。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作为制宪典范的1954年宪法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制定当时,而是延展至今日。从其对后续宪法发展角度来看,1954年宪法具有无可争辩的典范意义和先例价值。从制定主体来看,1954年宪法开创了人民参与制宪的先例。从文本基调来看,1954年宪法奠定了规范宪法的基本框架。就立法技术而言,1954年宪法构建了“序言+四章”的稳定体例。就制宪方法而言,1954年宪法制定的组织方式、程序安排和决策理念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宪法观念的中国表达

如何认知和理解“宪法”,秉持何种“宪法观念”,是宪法理论研究和实践展开的重要前提。与一国宪法实践天然具有的本土性相契合,宪法观念具有独属于本国的内在特质及表现形式。与其他主体相比,国家宪法观念具有普遍性、主导性、稳定性和实践性。普遍性赋予观念流行的群众心理和社会基础;主导性确立观念竞争中国家的支配地位;稳定性提供观念物化的时间和力量蓄积。三者结合,使国家宪法观念获得了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实践效力。国家宪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国家使用的“宪法是什么”的话语,传递着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塑造着个体的宪法观念和当下的宪法实践,成为我们在试图回答“宪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凭借直觉或稍加思索就能够加以调用的话语资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依据”,是中国宪法观念表达的核心话语。“根本法”“总章程”和“总依据”,是表达中国宪法观念的具体意象和关键词汇。作为国家高频使用的宪法话语,共同承载着我们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构成宪法观念表达的中国话语体系。

合宪性审查中推进宪法解释的策略与方案

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对所依据的宪法规范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据此判断审查对象是否违反宪法。因此,解释宪法的含义是合宪性审查的前提。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正在逐渐“显性化”的宪法解释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然而,全面梳理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有关宪法问题的论证和说明,可以发现宪法解释的运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应在全面系统总结已有合宪性审查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选择合适的宪法解释类型与方法,进一步推进宪法解释的显性化。与此同时,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积极性,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解释。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重释八二宪法中的受教育条款——一个历史分析

针对受教育条款的既有解释欠缺历史维度,未能实质性贯彻八二宪法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性发展这一共识。只有在参考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予以联动解释,才能发现八二宪法受教育条款的真正意涵。回顾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五四宪法过渡性与权利保障现实性的影响,受教育义务没有入宪。当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促使人们侧重受教育权的积极面向,认为公民受教育权只能且必须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方能实现。改革开放后,为展现国家复兴姿态,受教育义务得以入宪。这种规范变动以及当下的社会变迁共同引发受教育权积极面向的淡化及其消极面向的回归。于是,人们不再下意识地认为受教育权的实现必得依赖国家,而是将国家供应的义务教育视为一种满足基本需求的“底线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转而寻求实现更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途径。

虚拟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

虚拟财产是互联网时代财产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新时代法治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虚拟财产并非仅存在于《民法典》中,而是具有很强的宪法属性,对于保障财产权人的人格利益、丰富宪法财产权的客体范畴、划定公民财产权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以及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民法典》第127条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当前《民法典》至少存在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定性模糊、对失衡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视不足、对国家介入行为的规制不足、对司法审判的规范指引笼统等缺憾,并直接影响了虚拟财产权主体的权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虚拟财产保障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同质性,二者都是促进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私法体系并不足以保障公民的虚拟财产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理应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予以积极回应,并明确国家对于虚拟财产权保障负有法律边界以及国家保护义务,从而有效指引国家司法审判,将虚拟财产权保障纳入法治轨道之中。

中国宪法中“领导”的概念学诠释

要完全领会中国宪法中“领导”概念所承载的丰富内容与信息,就必须要借概念学的研究思维及方法才能满足。对“领导”概念作定义性理解应该强调“领导”的字本位与递归性,即“领导”的词义是“领”的字义与“导”的字义的结合与升华,“领导”的实质是对领导活动复杂意义的简化与归纳。对“领导”概念作入宪源由追问应该强调“领导”的主题性与理论链,即“领导”与人类解放的重大使命紧密结合,“领导”的思想与理想深嵌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对“领导”概念作规范上的分析应该强调“领导”的语境性和意象性,即“领导”的文本意指受到语境条件的关涉与约束,语境的形象建构使“领导”由静态的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画面。对“领导”概念作宪治意义的思考应该强调“领导”的描绘性和诠释性,即“领导”描绘或诠释了对中国宪法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宪法事实,表征社会主义领导活动民主化、法治化的价值追求。

我国“体育权”概念设计之问题及其规范体系之建构——以各国宪法体育权规范作参照

从“体育权”英译“sports rights”可以看出我国体育学界设计的体育权概念存在权利范围过于庞大的问题。各国宪法体育权条款的英文表达式大致呈现出四种类型,其中三种有国际法渊源,体现出体育接近权、体育实践权和完整意义上的体育权三种权利理念。以此为基础,根据人们对“体育权”需要的大致流程以及每步流程在权利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关注点及其价值取向上的各自不同,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以“体育实践权”为理念核心的中国体育权规范体系。